[交流] “野生作家”孙智正:我想成为一个永恒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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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7 12: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野生作家”孙智正:我想成为一个永恒的作家 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家

“我跟柏拉图是同时代人,他是前一秒钟的人,我是这一秒钟的人。我们都是永生来临之前的一代人。”


作者:武靖雅 [url=]字体:宋[/url]

来源:界面新闻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孙智正的故事。
2004年,孙智正在青岛。
初次与孙智正联系,他便自己下单寄来了出版过的四本书,然后对我说了一句:“辛苦了。”太客气了,我当时心想。
几天后,书收到了,沉甸甸的一个包裹,拆开来,掉出来几本砖头厚的书,在第一本《青少年》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字:超级长篇。《青少年》的封面印着孙智正的头像,大得醒目的鼻子,眼睛躲在眼镜后面诡异地看着你。看了看四本书的字数,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字,我想,原来真的是“辛苦了”。
采访那天,孙智正说他有点紧张,因为与陌生人见面的缘故。采访就着三五瓶啤酒,他很快放松下来,用慢条斯理的南方口音,从童年开始讲起,面画细致程度不亚于他的小说。我心里一惊,难不成他要把他的“超级长篇”重新给我口述一遍?下意识地看了看表,下午两点,时间应该还够。
然后我们聊了十个小时。
“我怎么没心事呢,我的心事就是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些时间啊”
嵊州是浙江省一个多山的小县城,在嵊州的村子里,一个十岁的男孩,经常困扰于放学后不知道要干什么。十岁的孙智正,总是觉得很无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无聊,他好奇自己的同学放学之后做什么,偷偷跟在同学身后回家,在窗子外面偷听,想找到答案。
初中的时候,孙智正午饭后不知道做什么,就走出门,从自己家溜达到爷爷家,再从爷爷家溜达回自己家。他反复经过村里一户人家,终于被坐在家门口乘凉的女人叫住:”智正,你是做什么呢?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了。“孙智正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没什么事情“,然后换了一条路继续溜达。
孙智正走到爷爷家,躺在八仙桌上睡觉,睡一下午,睡醒来眼睛红红的。爷爷睡醒了去老年室活动,回来看到孙智正还在睡。“你看这小孩,可以睡一下午,真是没什么心事。”孙智正迷迷糊糊地听见爷爷跟奶奶说。怎么没心事呢?孙智正想,我都听见你们在说话了,我的心事就是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些时间啊。
“我觉得这是天生的,就像有些唱歌的人天生对声音敏感,我好像天生对时间特别眷恋。“孙智正说。就像《青少年》封面上写着,”青春太美好了,怎么度过都是虚度”。
小学五六年级之前,孙智正就把能找到的所有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都看完了,到了初中,没有什么书可以看,就看哥哥的语文课本。他蹲在厕所里,翻到了《蒋干中计》这一篇。“咦,原来这种书这么好看的。”他就跑去问爷爷有没有《三国演义》,在小爷爷家潮湿阴暗的二楼,小爷爷一掀床褥,露出了12本泛黄的《三国演义》,竖排繁体,斗大的字,没有标点。孙智正上学放学都带着一本《三国演义》,同学们看他像看一个神经病,在学校当老师的二姨看他的眼神带着点赞赏又满怀担忧,问:“智正,你是没有同学一块玩吗?”
高中,孙智正知道了《收获》、《当代》这些杂志,校门口有个老头摆摊卖杂志,一两块钱一本。孙智正还发现可以到废品收购站去买书,他第一次约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出去玩,说带那个女生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放学后,孙智正带着那位女同学来到了废品收购站。卖废品的拿出两麻袋书往地上一倒,孙智正就蹲在那儿挑拣,后来他才回忆起来,那个女生根本没有蹲下,孙智正非常投入地找出一本一本书拿给她看,她只好很给面子地点点头。
孙智正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浙大,调剂到教育管理专业,来到了杭州。进入大学,孙智正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无聊,上课很无聊,下课以后不知道干什么,还是很无聊。周围的同学也很无聊,他们不读书,对文学和哲学问题也不怎么感兴趣,整天就是打游戏、打牌,“他们打游戏也打不过别人,打游戏最厉害的是清华北邮的,打牌又不赌钱,不赌钱打什么牌嘛”。孙智正第一次非常严肃地思考了一下自杀问题:活着是干嘛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18岁,孙智正大学入学时的照片。
自然而然的,孙智正觉得看书还是自己愿意用来消磨时间的一件事情。他就常常跑到图书馆里借外国文学名著看,最早读的是雨果,雨果身上有着强烈的史诗气质,于是他又把能找到的史诗,诸如《荷马史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都找来看了,还有那个时候很火的《百年孤独》。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图书馆里的《追忆似水年华》是成套的,一本一本打散了老在眼前晃,不看都不行,看完《追忆似水年华》,孙智正觉得《百年孤独》就逊色了一大截。那时孙智正看的书都很长,可能导致了他以后写的书也会很长。

等到面临找工作的时候,孙智正发现自己对工作没有任何判断,他好像任何工作都不想做,或者做任何工作都可以。几份工作摆在孙智正面前,有房地产公司、广告公司、民办学校、杂志社,他无所适从。他在宿舍里倾诉自己的苦恼:他觉得自己融入不了这个社会,好像跟这个世界隔着一层玻璃。同学给他的建议是,哪个工作可以让你留在杭州就做哪个工作呗。孙智正觉得如释重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于是留在了杭州的《家庭教育》杂志社。
“假如我一直在上班,我可能会变成一个物质生活还不错的杭州市民”
当发现自己对一切工作都没有兴趣的时候,孙智正第一次萌生了写东西的想法。小时候班上组织春游爬山,回来写作文,其他同学都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孙智正写,四明山光秃秃的不好看,被老师表扬了,说写的真实。孙智正中学每周的练笔写得不错,大学参加过班刊的编写工作。那个年代写手是一个很时髦的职业,自由,收入又不错,孙智正想当一个写手。但为了给家里一个交待,他还是去杂志社上班了。
孙智正在杂志社工作了一年就提出了辞职。《家庭教育》杂志属于省妇联机关内部刊物,孙智正身份证上的地址写的是浙江省政府所在地“省府路一号”,每次出去办事时,别人都要多留意几眼身份证上的地址。当孙智正去辞职时,主编很严肃地问他:“我当了这么多年领导,从来没有一个正式员工向我们辞职,你是怎么想的?”
孙智正说:“假如我一直在上班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变成一个物质生活不错的杭州市民,每天骑个自行车,非常悠闲地过来上个班,然后非常悠闲地骑自行车回家,但是我没有成就感。”
辞职之后,孙智正和一个大学同学住在一起,每天看看书,看看电影。他给杭州的一个论坛投稿,论坛每周有一次评选,入选一篇文章有50块钱稿费,入选一首诗歌有30块钱稿费,孙智正就靠给论坛写稿,一个月有一两百块钱收入,他觉得够自己吃饭就可以了。
本来孙智正是打算一直在杭州这么待下去的,但是他有一天在校友录上看到了一个高中同学的消息。这个高中同学在孙智正书里的名字叫李健宏,是孙智正的同桌、最早给孙智正推荐雨果的人,也是经常一起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骄傲地挨训的人。李健宏在北京读金融,大学毕业就在大兴区买了房子,他在校友录上说,“谁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家阳台上看一看星星”。曾经有一句话说,假如你喜欢搞文艺的话,就算是一条狗也要到北京来遛一遛。“那我肯定是条狗了。”所以孙智正早就对北京充满了向往。他给李健宏打电话:“那我过来了。”李健宏很吃惊:“你过来干嘛?找工作吗?”孙智正说:“不干嘛,也不找工作,就是过你家里待着。”然后孙智正就来了北京。
孙智正住在李健宏家里无所事事,还总是教育李健宏:“上什么班啊,人生活着就为了上班吗?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李健宏去上班,让孙智正在家里接待物业、交水电费,孙智正对这些充满了恐惧,“实际上对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事,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我不想跟这个社会有任何接触。”李健宏还带孙智正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孙智正眼睛不知道该看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别人问的话。聚会中途孙智正一个人回家了,李健宏回来后说,“孙智正,你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在这个社会上能做什么?”不久李健宏帮孙智正在外面找了一个住处,把孙智正打发走了。
孙智正本来打算就靠给论坛投稿活下去,是曾经在杭州工作的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放心不下他,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既然介绍好了,孙智正也不好意思不去,那份工作正好也不需要跟人打交道,于是孙智正便去给《中国少年文摘》当了编辑。
大学毕业时的孙智正
孙智正一个月工资2500元,工作了两年,25岁了的孙智正过年回家几乎身无分文。过年的一天晚上,孙智正、李健宏,还有两位朋友在孙智正家打牌,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深夜里脚冻得冰冷,打到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孙智正的钱输光了。那一瞬间孙智正感觉特别真实,他叹一口气,说:“我现在一无所有,钱也输光了。”李健宏安慰他说:“来得及的,什么时候想挣钱都是来得及的。”
这时在杭州的那位编辑部主任,她的姐姐是文坛一位资历颇深的前辈,费了蛮大的工夫给孙智正介绍了新浪读书频道的工作。一开始,孙智正觉得这是一份收入不错又和自己的兴趣相吻合的职业,但他很快发现,工作的氛围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主编是个经理人,完全不懂书的,当时《狼图腾》不是很火吗,他就说我们做一个西藏的专题,一定要把《狼图腾》放上去,但《狼图腾》跟西藏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个内容总监,他特别会点菜,实际上你问他书他完全不知道;也有些特别懂书的人完全被边缘化。“
孙智正工作了十个月就辞职离开了新浪,那位介绍他来工作的作家前辈很生气地写了信来。“她觉得我非常不懂事,这么重要的岗位,至少工作三五年才能走,积累一些人脉才能成功,怎么工作了十个月就想走?”那位前辈问孙智正,你辞了职想干什么?孙智正说,我想写东西。
“故事很无聊嘛,现在是首先看你叙事上的东西”
90年代末,网络刚刚开始在中国普及,各大网络文学论坛也开始兴起。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孙智正第一次上网搜索了“先锋文学”这四个字,网页上跳出了病孩子、中国新小说论坛、橡皮、黑蓝文学等一系列文学论坛。
那时在学院体系,“先锋文学”指的是马原、余华、苏童等一批作家,孙智正读过他们的书,但总是感觉好像跟自己路子不太对,他希望看到的是更个人、更日常的东西。在黑蓝文学网的页面上,孙智正看到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不再叙述冒险,现在是冒险的叙述。”他隐隐觉得这句话很对,“故事很无聊嘛,现在是首先看你叙事上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在某个论坛上,孙智正读到了法国新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的《浴室》,他感到这就是他想象中小说的样子:
“它就是很无聊,就讲一个人离开他老婆去一个旅馆里待着,那种孤独和疏离感,文字非常简洁。我感觉我之前可能一直也想写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还小,不自信,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是成立的,当看到一个成熟的作品的时候,我全盘接受他在说什么。”
之后孙智正接触到了杨黎、韩东、何小竹、乌青等人创办的橡皮文学网。当读到乌青,孙智正惊叹了,“乌青是当代文学里面第一个让我惊为天人的,我觉得我终于看到天才了”。吴又、竖、何小竹等一批活跃在橡皮的写作者,给了孙智正很大的刺激:“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我从来不知道的,被遮蔽的作家,居然可以写这么好;第二,乌青和吴又,只比我大一岁两岁,我自己还在写那样的东西,他们已经写到那份儿上了;第三,就感觉自己找到了同类。”
2004年,孙智正的一位同事介绍孙智正认识了赵志明。同事提到赵志明的时候,孙智正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同事拿给孙智正一本地下刊物,上面有赵志明的名作《还钱的故事》。“看到我就深深震撼了,他比我大三岁,怎么可以写这样的东西,看上去像50岁的人写的,太成熟了。” 更恐怖的是在这篇小说之后,还有一篇特别短的小说《好大一只鸟》,“写得特别黄,特别直男,关于生殖器的讨论,跟前一篇反差特别大,这两种风格可以同时驾驭得这么好”。
不久,赵志明从南京来到北京,孙智正的同事请他吃饭。那顿饭一共四个人,赵志明,孙智正的同事,孙智正同事的女朋友,还有孙智正,另外三个人都很沉默,只有赵志明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我觉得赵志明聊天太无聊了,”孙智正说,“他老讲他做的梦,谁他妈关心别人做的梦啊。他讲起来没完没了的,讲完之后说今天我表达得不好,之后可能会把前面说过的话全部重新说一遍。”大家都觉得气氛很尴尬,于是四个人决定,去北京动物园逛一圈。
孙智正在圈子里认识的第二个人是司屠,司屠离开余姚老家到北京来,没有地方住,孙智正一个人租着一个二居,一直不好意思招陌生人合租,赵志明就让司屠住到孙智正家里。“司屠也是很奇怪的,他很烦的一点是特别喜欢见人,但是他见了人不说话,我就只好拼命地找话说。”司屠介绍孙智正认识了张羞,张羞也是嵊州人,跟孙智正差一岁。第一次见面,张羞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毛衣,人很瘦,头发很长,脸色苍白,看上去非常不健康。孙智正对他的印象是,“张羞很装逼的嘛”。三个人一起吃饭,司屠不说话,张羞也不说话,只有孙智正一个人在说。当孙智正谈到乌青,张羞突然开口说:“橡皮那个网站框架是我当时带着一个硬盘去成都建的”。操,听上去他跟乌青好像很熟的,孙智正想。“最近我写了一个小说《散装麻雀》,写了7万多字了,感觉烂在那里了,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写下去。” 张羞又说。孙智正回去上网搜《散装麻雀》,这是第二次当代作者给孙智正一种“写得太好了”的震撼。
认识了赵志明,孙智正基本上认识了南京的一帮作家,认识了张羞,“橡皮”的作家也就逐渐都认识了。
“写到那的时候我很兴奋,突然觉得好像找到一种自己的写法”
在新浪工作的时候,孙智正开始写《青少年》。最开始他只想把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前这两个月发生的故事写下来。故事从高中毕业那天晚上开始,孙智正和几个高中同学在公园草坪上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开始了无所事事的暑假,每天串门、打牌。孙智正和李健宏计划骑自行车从嵊州出发,到绍兴、杭州、苏州、黄山,然后骑回来。两人在出嵊州的路上就走散了,孙智子在绍兴游荡了一天,然后在一个山洞里的旅馆睡了一晚,第二天一个人坐大巴回了家,继续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当写到第三小节时,孙智正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写法。“我应该把我想到的所有事情都全部复述一遍,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镜头,大概长达四五年,中间是没有剪切的,永远是平铺直叙,即使想到其他事情,也一定要把它撇开,就一直往前走,语言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平铺直叙的,即使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能看得懂。”他很兴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写法,而不是再去像以前一样模仿别人,四处摸索。本来这本书只想写六七万字,但这是孙智正打算一直写到大学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两个月写10万字,大学四年各写10万字,一共是50万字。
2014年,孙智正和朋友及《青少年》的合影。
《青少年》写得顺手时,孙智正也从新浪辞了职,就安心地在家写作。他靠给人写书评、撺稿子挣钱,比如他为中华书局编过一本《中华成语故事》,这是他迄今为止卖得最好的一本书,甚至已经有了俄文版,不过当初他只拿了几千块钱的稿费。孙智正定量每天写5000字,每天下午他会去网吧,他喜欢坐在网吧的嘈杂中写作,淹没在四周语音聊天的脏话中。《青少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完,一共48.5万字。
《青少年》最早贴在果皮论坛上,还有张羞创办的“瀑布”论坛。2008年,张羞、赵志明、吴又搞了独立出版计划“坏蛋出版”,第一批计划里就包括了孙智正的《青少年》。张羞给《青少年》的评论里这样写:“《青少年》从表面到里层都不存在流水账之外的任何技巧,它写的实在太乏味、太枯燥、太无聊、太麻木,太笨、太本能、太太太,总之,太他妈的烂了。烂到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如同每一个人的活着。然而,在我看来,这却是一种强大的写作,一种清醒下的理性思考。”张羞还认为,“《青少年》是一部仅仅为某种语气而写的长篇叙述作品”。
后来读客图书公司帮孙智正正式出版了《青少年》。出版前孙智正对《青少年》的销量非常乐观,他跟读客老板华楠说,首先《青少年》是青春题材,这是可以卖的,其次它的文字很简单,故事也很简单,所有认字的人都能看懂,“我希望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一个普通的读者可以看到青春,一个写作者可以看到我写作上的不一样的东西”。”那最好了。”华楠说。事实证明,这本书的销量是非常糟糕的。
与后来的《南方》等作品比起来,《青少年》的读者反馈并不是很好,但对孙智正来说,《青少年》可能是他到目前为止,甚至可能是这辈子写的最好的一本书了。“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处女作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我对文学所有的理解都在《青少年》里面了,《青少年》里面有很多自发的东西,以后写《句群》,写《南方》,我觉得好像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已经想得太明白了。”
“最后我希望把我所有的书纳在一块,变成一本书叫做《一万页》”
从新浪辞职闲散了三年后,孙智正没有钱花了,加上女朋友怀孕,2009年他又回到了原来的杂志社上班,一直工作到现在。他负责《中国少年文摘》的百科知识版块,上班时给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挑选有趣的科普文章,下班后照顾自己的小孩,小孩睡着后抽出时间写作。
《南方》是孙智正的第二本长篇,故事开始于孙智正有记忆起,结束于《青少年》开篇所写的那个晚上,记录的是孙智正在嵊州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南方》全篇用嵊州方言写成,一个个散点的镜头自然地衔接转换而成,几乎没有分段,一气呵成地编织成为一幅长达十几年的南方少年日常生活图景。
孙智正其实是反对方言的,“从信息角度来说,用方言是影响传播的,是非常反动的,也是非常土的”。但是因为写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孙智正写《南方》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经常是方言词,他觉得转化起来有点麻烦,而且发现有些方言大家都是看得懂的,他干脆就使用方言,同时也觉得方言能丰富汉语写作的词汇。到后来他甚至有点走火入魔,陷入了一种寻找词汇的快乐,发现“小的时候这么土的词居然是汉语可以写出来的”。
潜意识里,孙智正使用方言可能带着某种“私心”,虽然孙智正反对所谓的文化、乡土在写作中的价值,但他觉得写作之外的人可能会看重这些。“我对写作的理解在《青少年》里表达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可以加入那些我觉得他们喜欢的东西,我相信不会影响到我真正要表达的内核。我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我啊,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好一点。”但孙智正好像又是矛盾的,他也很羡慕躺在楼道里的的流浪汉,“我又觉得他是最勇敢、最极致的,我应该像他这样,为什么要上班嘛,为什么在意父母对我说我要过得好一点,你看他多么勇敢地躺在这里,谁他妈也不管,所有时间都是我自己的,多好。”
孙智正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9
2016年,《南方》获得了《橡皮》杂志主办的第二届橡皮文学奖,入围名单由杨黎确定,11位作家评委投票选择,奖金由网络众筹。最后《南方》获奖,孙智正拿到了46688元奖金。授奖词里这样写:“孙智正为白话而生……《南方》作为一部与迂腐写作划清界限的作品,已经得到大家全新的确认:它无为、通达且规格严密,简约、纯朴却气度非凡,其文本远非南方地域概念所能总结,恒常世相犹如似水年华融入当下跟探索、创新合流,一切却又复归生活本身、自然本身、人本身,文字也归于独特、真实与可信。”
现在孙智正有一系列写作计划,比如片段式的《句群》,它脱胎于博客上的日记,后来被孙智正赋予了文体上的意义,将这些片段命名为“句群”。还有《中年》和《老年》,与《青少年》一起,复制自己的整个人生。他也对民间故事感兴趣,有两个计划《鬼》《孙悟空和如来佛》。《孙悟空和如来佛》是对《西游记》的改写,他想把《西游记》冗余的部分删减,清晰地呈现出它“过关”的线性时间模式,“人类只要一直生活在永远向前走的时间里,‘过关’的叙事模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鬼》将会构建一个丰富的鬼的世界,将古今中外文本里对鬼的理解穿起来,借用《西游记》的过关模式,主角是一个小鬼,一路上遇到饿死鬼、吝啬鬼、酒鬼、大头鬼……
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只是孙智正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到最后,他会把所有这些书都合起来,《青少年》《南方》《句群》《鬼》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最后纳入一本大书,叫做《一万页》。这“一万页”表达着他写作的主题:他所写的是语言与时间。
这是一种对时间的反抗,就像小时候那个南方村里的少年,无论做什么,都会感叹道,“这一切也是要过去的”,做什么都是虚度。孙智正想到的一种拯救方法是永生。“时间关着我们,这是根本的不自由,在这个时间里面枪毙你,假如我永生,我跟时间是平等的。”孙智正心心念念着永生,他认为永生是人类的必然趋势,就像原始人只能活20岁,而现在我们可以活80岁,到未来,无论是换身体还是精神电子化,人类一定能实现永生。“我跟柏拉图是同时代人,他是前一秒钟的人,我是这一秒钟的人。我们都是永生来临之前的一代人。”永生来临之前,他靠写作与时间抗衡。
2005年时的孙智正同题问答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
孙智正:首先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让-菲利普·图森,贝克特我也很喜欢,还有罗伯-格里耶,就是法国新小说那一帮人,还有普鲁斯特,还有紫式部。
像图森、罗伯-格里耶,还有克洛德·西蒙,他们发现了小说的一种新的写法,新的可能,他们整个对世界的理解也很新,之前的作家都不是这么理解这个世界的,也不是这么理解写作的,跟他们比起来都很土的。无论是马尔克斯还是什么,现在我看来都很土,很传统,我不是说它很糟糕,但我觉得它没有打开一片新的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我看他的访谈,对写作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都太平常了,假如有新的理解可以让这个世界更丰富一点。
紫式部的话,我觉得她非常天才,《源氏物语》彻底代表那种非常抒情,非常柔弱,非常美好,非常伤感的,就是他们日本人物哀的那种感觉,而且表达得非常好,我觉得她写的非常自然,没有要去安排情节什么的,她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语言也很干净。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
孙智正:乌青。我一开始读到他的时候,之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东西,他有一套很新的自成体系的东西,不是说新就是好,但是新它是成立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天分,这种天分就好像一个唱歌的人听到他一开嗓,就感到老天非常眷顾他。我看到他的诗,还有一开始他贴的特别短的小说,觉得特别新鲜,又很完美。另外就是多年以来很多人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完美,写的也很好,看上去也很有热情,到了中年的时候,他要么就不写了,要么写的没那么好了,我觉得一个人写作时间的长度也是他天分的一个证明。还有一个是他写作的量,他对写作的热爱,都很吻合,现在他也写的很多,质量也没有什么衰退。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孙智正:我觉得我刚认识那些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作家,不是主流写作圈的,虽然现在有更多朋友进入主流写作圈了。一开始在网上关于圈子的讨论也挺多的,就觉得圈子是一个贬义词,或者是一个比较狭隘的审美的代名词,但是我是会觉得一开始这个圈子是需要的,一方面比如贴上去一个诗一个小说,它可以给你一个即时的反馈,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鼓励,你会觉得有这么多人跟你干着一样的事情,你不孤独,还有就是朋友之间的友谊。我觉得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有一个度的问题,假如你陷入一个圈子里,那种审美把你框住的话,确实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感觉是一开始还是需要有圈子的,但是一直要保持警惕,不要圈子化。
橡皮太圈子了,就是典型的圈子,他们这些人都很骄傲,也非常优秀,人也很聪明,但是从写作角度来说,我之前跟他们也聊过,我觉得有些人喜欢辣有些人喜欢甜,我是不相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当然相对标准是有的,比如说我一直说只有少林跟武当可以说我们两个风格不同,峨眉没有资格跟少林说我们风格不同吧,在我看来垃圾派、诗江湖还有橡皮,他们水平是同一条线上的,他们的区别只能说是风格不同,甚至王敖或者胡续冬这种学院派的写作,那只是口味不同嘛,在我看来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橡皮或者很多其他圈子里的人,都会认为只有一个是好的。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会在固定时间写作吗?
孙智正:我肯定做不到啊,因为我都是碎片时间,比如上班的时候有一点空我就偷偷地写一点,中午休息的时候写一点,或者是等我孩子睡着了,一般孩子十点睡着,十点到十二点之间两个小时可能我想写点什么就写一点,我是不太有计划说必须要什么时间写一点的。之前写长篇的时候也是,每天写多少字是有计划的,但是什么时间段写没有计划。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孙智正:爱好特别多。比如我特别爱好打牌,特别爱好喝酒,特别爱好看电影,特别爱好打篮球,还有聊天,我平常特别喜欢跟熟悉的朋友聊聊天,交流交流想法。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我现在对科普、哲学这种书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希望有大块的时间比较系统地看一看,也没有时间,因为这种书不是碎片时间可以看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什么事情也不要烦我,让我一个人待着,这个我觉得更加实现不了了。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孙智正: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影视对我来说我永远是外行,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因为本来就很爱看电影,另外就是现在大家对影视的接受程度好像比文学更高,还有它可能会更综合一些。但是现在是不是影视也快过时了,因为游戏才是未来,我觉得以后电子游戏就是最综合的一个艺术形式,可能以后电子游戏会把电影给灭了,所以说最好还是去搞搞游戏。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孙智正:我觉得语言应该是第一的,对我来说我更看重我有没有提供新的语言方式,我觉得我无论是写《句群》还是《青少年》、《南方》,有些看上去好像比较有故事,有些看上去好像没有故事,比如像《句群》就一则一则的,但是说到底我都是在说语言和时间,语言对我来说肯定是第一位的,我希望提供一个非常干净的,之前没有人这么使用过的一种语言方式。
结构的话,我最喜欢的一种结构就是流水账,就是线性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每个人对时间的一个理解,我觉得最本能的,最自然的,或者一个小孩子对时间的理解,就是线性往前走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说在结构上看上去是没有技巧的,它就是一个线性的结构。
故事的话,我是希望特别有故事,实际上我觉得《南方》或者《青少年》里面它有数不尽的故事,你愿意看故事的话,它故事特别多啊,一个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这吻不吻合一般人对故事的理解,但在我看来它都是故事。然而故事不是我写小说的诉求,它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载体,用来承载我对语言,对结构,还有对时间的理解。
节奏的话,因为我喜欢流水账嘛,所以我希望没有节奏,它就是一条直线,一条平的,不要像心电图一样跳上跳下,它就好像死去的一条直线。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孙智正:我觉得我肯定没有明确的读者,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非常虚幻的理想的读者,说不定那个读者就是我自己的投影。反正我也不是类型作者或者畅销书作家,我写的怎么样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基本上都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特别希望可以不用上班去写东西,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到目前没有实现,但是我一直以为按照我这么去写,比如《青少年》这样去写,应该是有读者的,我一直非常乐观地这么认为,事实上没有。但是我这个人又比较固执,让我去迎合我想象中的读者或者市场会喜欢的方式去写作,我好像坚持不了去写一个长篇,因为太痛苦了,太别扭了,写个短篇可能还行。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孙智正:我觉得作家是需要关注公共性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的,因为你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政治中,也永远生活在公共性里,但是我觉得作家还是尽量少针对这样的事情发言,因为我会发现比如说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经常关注公共性话题的人,他写一个小说一般都写的挺傻的,挺糟糕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写作的人也一样,你很难从古希腊的政治学都给它看一遍,所以你的知识结构是有欠缺的,你针对政治是外行,你要谦虚谨慎,尽量少发言,多学习,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判断是不能缺失的。
对写作来说,我觉得写作应该关注所谓的永恒的人性,我相信是有永恒的人性的,因为从大的时间跨度来说,我们都是同一辈人,在永生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要死的,我们想的事情基本上都差不多,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有这个自信说我跟唐朝的人想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一样要面对病痛,一样要面对亲人的逝去,所以我相信是有永生之前没有变的人性的,我觉得应该去写这样的东西。但是不是说我要写这样的主题就要去写所谓的跨国际主题啦,所谓的女权啦,关注什么弱势啦,实际上日常生活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你看我写我孩子,写我自己今天不舒服,写饭不好吃,或者我觉得今天很热,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话题。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小说读者会越来越多吗?
孙智正:我觉得从一个绝对的人口的概率来说,肯定会增多,因为以后的人都没事干,机器人帮我们把那些事都干掉了,没什么事情干,就打游戏听音乐,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法想象的事情,或者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事情,比如吸毒啦,喝酒啦。我相信一定有一批人他对文字感兴趣,对小说感兴趣,然后他去看小说,这个绝对数量我敢保证绝对比一百年前或者现在更多,但是可能在人口比例上会下降。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与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孙智正:我都不太知道评论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好像是另一拨人,好像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关注的东西。我感觉写小说的人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语言的理解作为材料去写的,一个好的评论家他应该是把作家写的东西作为材料,作为他自己抒发看法的载体。我觉得比较糟糕的评论家才会想着指导写作的人写什么,说这个作家应该去这么写,那个作家写的不对,你应该去关注时代关注什么。所以我非常尊重好的评论家,我有的时候会看一些文论,我觉得挺棒的,对我很有启发,但是不是写作上的启发,是他怎么看待世界的,怎么写东西的那种启发。
界面文化:写作这条路上,你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
孙智正:实际上可以联系到我对整个时间的理解,因为我觉得人是要死的,我为什么要去做事情呢,我直接死了或者我什么事情也不干才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嘛,那我会觉得我在写东西,而且我在写那种一刀不剪的对时间非常感兴趣的那种写法。所以我有一种想法是我写的东西是给永生的人看的,因为我写的非常啰嗦嘛,一个要死的人他没有时间去看我写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一个不会死的人他有很多时间去看,他甚至有时间去看一个纪录片,我特别想拍一个纪录片叫《一生》,就是从你出生的那一刻,一刀不剪地一直拍到你死了为止,这个片子就是拍给永生的人看的。所以我就是想成为一个给永生的人看的作家,或者我想成为一个永恒的作家,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家。
孙智正,1980年生,浙江嵊州人,现居北京。著有长篇《青少年》《南方》,小长篇《我们去干点什么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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