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 马尔克斯:生活就是这样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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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8 00:08: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加西亚 马尔克斯: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4年第14期
  
       


  北京朝阳公园里的马尔克斯雕像。加西亚 马尔克斯去世后的第三日,星期天,谷雨,他的铜像前出现了几枝红玫瑰和白玫瑰。
  
  人们相信作家胜过相信政府
  
  加西亚?马尔克斯死了。在他笔下的马孔多,死去之人与当世之人可以相处同一空间,从此处想,他并没有离开,人们也并无过多悲伤,而是藉此忆起他的不朽声名与流芳后世的文字世界。北京朝阳公园的南湖西南角,一处僻静之地,小树林前,哥伦比亚驻华使馆2013年6月捐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铜像坐落于此。上面刻着他的一句话:“我想做的只是讲一个好故事罢了。”北京春天将尽,但仍有晚开的花朵,马尔克斯铜像眺望处,桃红柳绿,有人在湖边垂钓或散步。稍远处,是高耸的吊车塔台和尚未完工的参差高楼。这是一个匆忙生长的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后的第三日,星期天,谷雨,他的铜像前出现了几枝红玫瑰和白玫瑰。
  
  这场景令人心生魔幻之感。马尔克斯在他的短篇小说《有人弄乱了玫瑰花》的开头写道:“今天是星期天,雨停了,我想选几朵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花带到我的墓地去,这些玫瑰花是她为祭坛做花环而种的。”
  
  此前一个多月,2014年3月6日,87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生日当天公开亮相,他身着灰色西服和蓝色衬衣,口袋上插着一枝黄玫瑰。他是玫瑰的狂热钟爱者。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有一段文字,写的是阿里萨给费尔米纳送花时的踟蹰。“由于给一个新寡女人送花,以花表意就成了难题。一朵红玫瑰花象征火热的激情,有可能对她的守丧是一种触犯。黄玫瑰花有时象征好运气,但通常情况下是表示妒嫉。有人跟他谈到过土耳其黑玫瑰,也许那是最合适的,可是他院子里没有。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冒险带一朵白玫瑰,他本人不像喜欢其它玫瑰花那样喜欢它,因为它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意思。最后一刻,为了避免费尔米纳多心说玫瑰刺有什么含意,他把刺全部掰掉了。”
  
  与许多作家相似,加西亚?马尔克斯众多作品的灵感来自于自己的亲人。《霍乱时期的爱情》底本是他父母的故事。联合果品公司进入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的父亲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成为了阿拉卡塔卡邮局的报务员。1924年,他在此地遇到伊瓜兰。两位年轻人的相恋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在女方父母眼里,报务员是一个下等人。这对恋人被禁止相见。
  
  可别忘了,马尔克斯的父亲是报务员,他用电报跟女友联系,女友去哪,电报随之而至。几经波折,两位年轻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在1926年结婚,1927年生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的出生地,空中飘满民间传说和神奇故事。年少时存储的记忆成了日后取之不尽的素材。尤其是他那擅长讲故事的外祖母,成为他大脑仓库的输送者,耳濡目染,融入内心。外祖母帮助他回忆的有1928年12月发生的一次事件。马尔克斯出生后的第二年,香蕉工人们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大罢工,要求获得应得的权益。这次罢工的波澜随后高涨,成为哥伦比亚史上最大的工人运动。加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联合果品公司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大批士兵来到此地,镇压了此次运动。运动参与者被政府冠以“乱民”头衔,他们被认为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礼拜日,士兵封锁了街道,3000名工人及其家属聚集到广场,长官向人群讲话,命令他们离开广场,随后,士兵向人群开枪。死亡人数的统计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7人,一种说法是上百人。《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回忆录。他在书中说,从顺从政府的人的角度说,没有人被杀;极端的反对派用毫不颤抖的声调肯定说,被杀死的人多达百人以上,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在广场上流血,并把死者抬到一列货车上,像烂香蕉一样把他们抛到海里去。这样,真实的情况便停留在两个极端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弄清楚。“我的不正确的记忆竟如此顽固,在我的一部小说提到那次屠杀时,我讲得那么的精确和可怖,好像我是在阿拉卡塔卡亲眼所见的,因为我得不到任何一种和多年间在我的头脑中酝酿的想法不同的说法。这样一来,为了保持事件的宏大规模,我便把死者的数字增加到3000,而不是7个。现实生活不失时机地站在了我一边:不久前,在关于那场悲剧的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者要求大家静默一分钟,以纪念牺牲在警备部队枪口下的3000名罹难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某次采访时再次提到这次历史事件,“在《族长的没落》中,那位独裁者说,要是现在不真实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是真实的。迟早都会这样,人们相信作家胜过相信政府。”
  
  考虑到人在一两岁时的经历将化作潜意识藏于心底,这次浩大的事件似乎将不可阻遏地改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生。这次镇压事件在事隔多年后,被写入了《百年孤独》。
  
  孤独的反面是团结,是个政治观念
  
  北京朝阳公园的这片湖边树林里,立着多座铜像,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铜像10米之隔,是麦哲伦的铜像,阳光下泛着光晕。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一开头就提到了陪同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航海家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经过拉丁美洲时,他写下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他见过肚脐眼长在背上的猪、没有爪子的鸟、骡头驼身鹿蹄的怪兽。马尔克斯认为这还远非那个时代拉美现实最令人惊奇的见证。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亡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
  
  马尔克斯的演讲大部分在谈政治。看上去,他更像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拉丁美洲的文学家大都热衷于政治。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的好友、后来的死对头巴尔加斯?略萨甚至还参加过总统选举。
  
  两年多以前,在北京一家咖啡店里,我采访了自家房子正面临被拆迁的作家阎连科。阎连科的作品被认为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西方,一个作家是要参与社会生活的。我们的作家,恰恰是在逃避社会生活。”阎连科对我说,“2010年拿诺贝尔奖的略萨,他是要去竞选总统的人。一个作家,参与社会生活和你写什么样的小说,这是两个方面。参与社会生活并不代表要把这样的事情写进小说。但是我想,作为知识分子,逃避社会生活,这是作家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情。我自己也是经常做不到的。”
  
  陈众议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2011年,巴尔加斯?略萨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陈邀请他来中国。有不少中国作家问略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略萨说,你可以去表现政治,但你不能把文学作品写成一本宣言,这是两码事。“这一代作家都很关心政治,”陈众议说,“就像我们中国的50后、 60后,往鲁迅他们那边推延更是如此了。这是历史环境造成的,不断有政治斗争,不断有战争,你能不关心吗?现在是和平时期,大家优哉游哉,陶醉于娱乐、浅阅读、浅写作等等。但你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背景里,不可能回避政治。再说,现在的回避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拉美这一批作家,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有强烈的替民族和某一个社会阶层代言的传统。”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事业起步是记者,那时候,他与政治和社会更加接近。1955年,《观察家报》刊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闻报道。受访者是海军军官韦拉斯科。这是一次漫长的访问,分别采访了14次,每次长达4个小时。韦拉斯科随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回到卡塔赫纳,途中遇到暴风雨,8名船员掉到海里,他是其中之一。韦拉斯科坐上救生艇,缺食少水,在海上漂流了10天,成功归来,享尽荣光。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了这一切。他通过调查,发现这艘军舰并不是因暴风雨而倾覆,而是因为不适当地装载了非法商品而造成了安全隐患。这个报道让哥伦比亚军政府颜面全无。马尔克斯也成了军政府眼中不受欢迎的人。
  
  受困于媒体生活精力的耗散,再加上军政府对其施加报复的可能性,心生厌倦的马尔克斯决定离开美洲大陆,成为《观察家报》的驻欧记者。而他身处欧洲之时,《观察家报》停刊,他陷入了生活中最为困苦的时光。
  
  回忆往日,马尔克斯曾说:
  
  我从事过两种职业。不是我抛弃了它们,而是它们抛弃了我。我很喜欢当采访记者,这是讲述刚发生的事情的最好的职业。但是我的工作干得如此出色,报刊的负责人不是提升我担任社论撰写人便是让我当编辑部主任,以便为我加薪。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反倒让我坐在写字台后面感到无聊之极。不过,并非是新闻工作硬把一种贫乏的语言加在作家头上。问题在于报刊的负责人总是把采访记者放在学艺的位置上;而当他们真的掌握了本领,语言再也不贫乏了,却又让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世界,办公室更容易培养议员而不是作家。
  
  电影的问题是,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创作。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在制片人的桌上谈了10遍,被迫全部修改了10遍。最后,我的原始故事只剩下一个两分钟的镜头:一个刺客在织一双袜子。所幸的是,电影拍得还不错,但它和我的故事的相似程度是难以理解的,就像兄弟俩,一个像父亲一个像母亲一样。这些经历向我证明,作家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
  
  记者、编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持续地以各种方式写作。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最开始只是为了向一位朋友证明——这一代人能够产生作家。“后来我掉进了为了爱好而继续写作的陷阱。再后来又掉进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写作更让我喜欢的陷阱。”
  
  他最开始出版的小说卖得并不好。“15年来,我出版了4部作品,一共售出了大约5000册。但是我仍在写作。”
  
  在《百年孤独》之前,马尔克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他并不认为一个人凭空可以建立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他从世间万物中汲取营养。外祖母、阿拉卡塔卡镇、波哥大、加勒比海、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人、卡夫卡、梅尔维尔、弗吉尼亚?伍尔芙、福克纳……
  
  从欧洲回到美洲之后,他在墨西哥城居住,在朋友的介绍下,读了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他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在鲁尔福的小说里,活人和死人是可以共存交流的,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被打破了。196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一起合作,将《佩德罗?巴拉莫》改编成了剧本。
  
  196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城写下了那个着名的开头。18个月后,他完成了《百年孤独》。
  
  关于《百年孤独》的写作和出版,马尔克斯经历了艰难的日子。他有过描述:
  
  从弱冠之年到38岁,我已经出版了4部作品。于是,我坐在打字机前,开始写道:“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我一文不名,真不知道我妻子梅塞德斯是怎么让我们活下来的。她一天也没有让我们挨饿。我们坚持不借高利贷,只是硬着头皮跑了几趟慈善机构。起初,我们只是变卖所有以应特急,但那些东西并不值钱;然后是首饰,那可是她多年来所得的全部馈赠啊!当铺老板用外科医生般神奇的目光逐件检查了那些钻石耳环、绿宝石项链、红宝石戒指,最后牛仔赶车似地回过头来说:“全都是些玻璃玩意儿。”1966年8月初的一天,梅塞德斯和我终于可以到墨西哥城的邮局寄书稿了。《百年孤独》用正常打印纸誊清,共590页,好大一包,而收件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文学部主任弗朗西斯科?波鲁阿。邮局的工作人员给包裹过秤后说:“82比索。”梅塞德斯数了数钱包里的钞票并拨弄完手中的硬币,回到现实中:“我们只有53比索。”于是,我们只好打开包裹,将稿子一分为二,并把其中一部分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甚至不知道余下的部分该如何发落。我们很快发现,寄出的并非是小说的上半部而是结尾。没等我们想出法子,南美出版社的那个波鲁阿就因为急于看到全书而预付了稿酬,因此也为我们解决了邮资问题。就这样,我们总算获得了新生,并到今天。
  
  1967年4月中旬,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的弗朗西斯科?波鲁阿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托马斯?马蒂尼斯,请他到家里看一部书稿。波鲁阿说:“我不好说这位作家是天才还是疯子。”
  
  马蒂尼斯回忆,“在波鲁阿亚住所外面的人行道上还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我怕滑倒,结果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从公寓入口到工作室,好长的通道上摆着一卷卷的稿纸,好像是为客人擦鞋准备的。这正是我做的:我踏在稿纸上。这些稿纸是《百年孤独》的原稿,读完原稿兴奋不已的波鲁阿把稿子留在过道上。幸运的是,脚印并没有掩盖哪怕一个句子,仿佛是祈祷词。”
  
  《百年孤独》是一切终将毁灭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过,没有人看清他写《百年孤独》的本质:
  
  关于《百年孤独》,人们已写了成吨的纸张,说的话有的愚蠢,有的重要,有的神乎其神,但是谁也没说到我写这本书时最感兴趣的点儿上,这就是关于孤独是团结的反面的观点。
  
  我认为这是这本书的本质。
  
  这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一个个相继失败的原因,是他们的世界、是马孔多毁灭的原因。我以为,这里有一个政治观念:孤独的反面是团结,是个政治观念,而且是个很重要的政治观念。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没有人谈到这一点。
  
  布恩迪亚家族成员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孤独,或者说,是由于他们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马孔多的毁灭,一切的一切,原因都在于此。
  
  是因为缺乏爱。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不善于爱的问题在整本书中以全部文字描述了。最后,当长着猪尾巴的奥里雷亚诺出世时,小说里说:“他是这个家族百年来惟一由爱情种下的产儿。”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年轻的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师张伟劼将他对于拉丁美洲的感受和思考写成文章,集结成册,取名《帝国的遗产》。书的封面上印着:马尔克斯的叙事、博尔赫斯的沉思、卡尔洛的传说、卡斯特罗的咆哮、富恩特斯的催眠术、桑布拉诺的哲思、哥伦布的身世、切?格瓦拉的革命之旅,墨西哥的革命传奇……
  
  从这些列举当中,我们大致能看到一个大陆的命运。“我们对拉美文学有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张伟劼说,“我们把拉美文学缩减为魔幻现实主义,又把魔幻现实主义缩减为《百年孤独》,拉美文学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说到《百年孤独》的时候,更多的是注重其‘魔幻’,注重纯文学的东西,对‘现实’思考得较少。我个人认为,《百年孤独》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百年孤独》出版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的‘革命’年代——1960年代。拉美所有的‘进步’作家都支持古巴革命。要以古巴为榜样,实现拉丁美洲的统一,对抗美国。《百年孤独》最后的命运是全部消失,建立全新的社会。《百年孤独》有马尔克斯的乌托邦理想。”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获得成功,拉美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得到强化。1962年,智利作家贡萨罗?罗哈斯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包括巴勃罗?聂鲁达、阿莱霍?卡彭铁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内的拉美知识分子出席了此次大会。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1970年代出版的《文学“爆炸”亲历记》里认为,这次大会就是“文学爆炸”的开始。
  
  “我愿不揣冒昧地提出这种看法:如果说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达到了那个高度,确实有一个值得商榷的、被称为‘文学爆炸’的存在,那么首先应归功于那些曾致力于否定它的人;而‘文学爆炸’,不管它是真正存在还是杜撰出来的,不管它是有价值或是很一般,特别是由于它与随之而来的难以置信的狂欢节混淆在一道,它终究是歇斯底里、嫉妒和偏执狂的一大创造。如若不是这样,读者则可心安理得地持这种看法:在刚刚过去的10年,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根据不同的爱好,也许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也许把那一部分算进去——曾经有过一个非凡的高潮时期。”何塞?多诺索写道。
  
  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还有一个说法——“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但是,显然,这个略显冗长的说法太拗口。
  
  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被认为是“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
  
  马尔克斯忽然脱颖而出,享受独尊地位,旁人看他是既羡慕又嫉妒。何塞?多诺索说:“从轰动和流言的角度判断,马尔克斯小说的胜利使其成为惟一一部销量堪称巨大的小说。仿佛只有这位哥伦比亚小说家才能享受奢侈,想在哪生活就在哪生活,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怎么写作就怎么写作,不仅如此,他还能强迫围在身边的出版商和制片人接受他的条件,并以此为乐。”
  
  许多人对这种表面的繁荣表示了警惕,事实上,能够将这种“光彩”兑现的事情并不多。《百年孤独》是例外。“要是有谁说拉美作家的作者权益是名副其实的‘充实’,我是不相信的。与此相反,‘文学爆炸’那批作家的生活从来就不容易,他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就是从工作里偷出几个小时来搞创作,这份工作才使他们勉强糊口。”
  
  1967年8月,马尔克斯在委内瑞拉与巴尔加斯?略萨首次相见。4年之后,略萨在巴塞罗那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他在书里回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对方的脸。我对那天晚上的他记忆犹新:因为害怕坐飞机,他显得很狼狈——他从骨子里害怕坐飞机——那些在身后追踪他的摄影师和记者们让他很不舒服。”
  
  弑神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了拉丁美洲新的神,但他却想逃离人群,重新进入孤独之境。这对于作家似乎从来都是悖论:在孤独中成就自己,获得声望,周围逐渐热闹起来,而热闹却是写作的大敌。
  
  陈众议是少数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中国人。1989年,墨西哥城,他在朋友的晚宴上,意外地见到了马尔克斯。此时,《迷宫中的将军》正好出版。
  
  陈众议问道:“《迷宫中的将军》同您以前的作品有哪些内在联系?”
  
  马尔克斯说:“它们具有同样的主题:孤独。”
  
  “报界透露您将在每年的3月6日出版一部新作。此事属实?”陈众议接着又问。
  
  “属实。”
  
  “孤独还将是它们的主题?”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014年4月1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之后,本刊记者向陈众议问起这个关于“孤独”的话题:“你怎么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孤独呢?”
  
  陈众议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回答:
  
  他的作品远远不能用“孤独”涵盖,但“孤独”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美国把拉丁美洲当作后院,拉丁美洲也是西方国家掠取财富的狩猎场。拉丁美洲是西方文明的延续,但这里同时很早就建立了像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实际上是东西方阵营在冷战时期的一个缓冲地带,这里不在世界政治场域的中心,别人要它的时候看它一眼,不要它的时候理都不理。这是一种孤独。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里跟其他的大陆是隔绝的,这是一种孤独。被殖民化以后,还是一种孤独,这里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体系的文明。后来,又成了跨国资本的试验场,美国的跨国资本最早大规模地向外投资就是在拉美。所以,《百年孤独》后半部分就是描写跨国资本汹涌而至,怎么破坏生态,破坏家园,破坏传统。所以,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孤独,它是被人买卖的。
  
  从马尔克斯个人来说,他认为人这一辈子也是很孤独的。就像中国古人说的,“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人生苦短,当你最后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孤独就会发展到极致,人在那个时候,爱情、亲情、权力都是没有用的,人最后是在孤独中死去,没有人帮得上你,也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帮得了你。
  
  选择写作本身就是跟孤独签订一种契约。即使是作品卖得再好,有再大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只是商品而已。有的作家最后开枪自杀,并不完全是因为老了,写不动了,或者因为疾病,可能是因为他真正需要面对自己的言说是不是有足够的反响,能得到足够的理解。就像爱情一样,你一门心思地想爱一个人,你如果静下心来想想人家有没有这么爱你,你的爱究竟值不值得,恐怕就会陷入孤独。
  
  我很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尔克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要去看他少年时期的偶像嘉宝。嘉宝那时候蜗居在巴黎的一个角落,已经老得像被烈日烘干的苹果,全是皱纹。有人会去看她,肯定不仅仅是出于曾经喜欢过。如果是因为喜欢过,那么宁可记住她年轻时候的光辉,不愿意再去破坏。我觉得,除了因为马尔克斯是性情中人,凭着年轻的时候那一股热情以外,他也是在跟孤独进行交流和对话。马尔克斯是在提前访问自己的老年,提前访问自己真正孤独的时候。
  
  在出版了《族长的没落》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族长的没落》结束了孤独的题材:一个年迈的独裁者独自待在宫殿的母牛中间,不能要求表现比他更大的孤独了。
  
  他的朋友问,你接下来要写什么呢?
  
  “写短篇小说。我有一百个想法。我将写许多篇。”他说,“我还想做另一件事:写小说体的新闻报道。差不多就像杜鲁门?卡波特写的那样。不过,怎么对你讲呢?他的功底还不够,效果也还差点。我写出的东西将以事实为依据,讲述全部的故事、神话、人……”
  
  他始终未能忘怀自己的记者身份。1981年,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他又提起了自己的老行当。
  
  《巴黎评论》:既然我们开始谈起新闻业,那么写了这么长时间的小说之后,重新做一名记者的感觉如何?你做这件事情,用的是不同的感觉或不同的观察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一直相信,我真正的职业是做记者。以前我所不喜欢的是从事新闻业的那种工作条件。再说,我得把我的思想和观念限定在报纸的兴趣范围内。现在,作为一名小说家进行工作之后,作为一名小说家取得经济独立之后,我确实可以选择那些让我感兴趣的、符合我思想观念的主题。不管怎么说,我总是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去写一篇新闻杰作。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怎样才算是一篇新闻杰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赫西的《广岛》是一篇罕见的作品。
  
  我在一本《文学作品活页文选》里找到了《广岛》的部分翻译文字。在这几页纸中,《广岛》被翻译成《广岛浩劫》。文摘的简介是:“《广岛浩劫》第一次在美国《纽约人》杂志发表后,当日就售出30万份。全美报纸电台争相播发,同时出现了十多种译本,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本文只写了6个历经原子弹浩劫而幸存的受难者,却震撼着世界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
  
  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84年,同一年,《百年孤独》的两种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面市。与当年许多译文一样,这些作品的翻译都没有获得授权。此前,他的一些短篇作品或长篇作品节选已在中国的文学期刊上陆续刊登。
  
  与马尔克斯“搏斗”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下,火车被描述成“行进中的村庄”,这些“村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然被送往了世界各地。火车上装载着拉丁美洲的奇异特产:魔幻、超现实、迷信、神话——这些他们眼中的“日常生活”所见。火车在1980年代初抵达中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仍然是2014年4月20日这个礼拜天,作家麦家的旧作《解密》新版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嘉宾是作家莫言和评论家李敬泽。许多人冲着头顶诺贝尔光环的莫言来的。在会场门口,一位读者拿着一本英文版《生死疲劳》,跟同伴们商量着怎么才能获得莫言的签名。
  
  《生死疲劳》被认为与《百年孤独》有很高的相似度。在研究者的对比中,两部小说都试图通过家族命运反映过往历史,而鬼怪神话与民间传说在其中层出不穷。
  
  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代表的地理范围似乎更为广大,大家喜欢用“拉美”来代替具体的某个国家,而马尔克斯又是其中的首席代表。当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爆炸之后,世界性的意义得以凸显,作品进入了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说:“马尔克斯写出了‘人性的真实’:无序、混乱、幽深。还写出了人类的退化,长出尾巴来的人,这是向动物界靠拢。”
  
  1980年代,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见证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的浪潮。他曾经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请去讲课。这个班上有许多学生投入了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和模仿中。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在军艺作家班的同班同学雷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有一次,他(徐怀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文学文本。当时的中国作家热衷文本实验,‘两斯一萨’(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作家。”
  
  在马尔克斯去世当天,莫言通过腾讯网做了回应:“上午在医院看牙时,听医生说马尔克斯去世了。在牙钻的轰鸣声中,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几乎是集体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不能说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世界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本来有过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但因他生病错过了。感谢这个天才的头脑,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小说,他也发明了一种让自己永生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莫言一直在和马尔克斯“搏斗”。“一直到2005年写《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才彻底放开了,我觉得我躲了马尔克斯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都没有写进去,现在索性就放开写一次,就把我脑子里面积累非常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我用了东方的情节。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我觉得很多读者还是会认为我是在学习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我这个时候超现实的写作,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有距离了。”
  
  陈众议谈到了中国作家身上的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魔幻不是他(马尔克斯)惟一的东西。当初,中国作家无论喊‘寻根’喊得多么响,实际上看到的还是形式方面的东西多一些。比如开篇那种兜圈子、古今轮回的叙述方式,可能更夺人眼球。至于后来说的魔幻,也是相对浅层次的,因为这种神神鬼鬼的东西引起很多人关注,但是,在马尔克斯他们这代作家里面,并不是他们真正深层次的核心内容,他的核心内容是表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在莫言的作品当中体现得比较充分。阿来从马尔克斯那里看到更多的可能是那种磅礴的气势和史诗般的结构。陈忠实看到的是两个家族长期较量。贾平凹看到更多的是像马孔多这样还处在比较落后的蛮荒时期的农村。阎连科可能看到的是某些带有荒诞性的反讽。这些中国作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借鉴的方法不一样。中国作家也会借鉴其他不同文学,到后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借鉴和模仿,你可能看到某些影子,但你不能说他们是照搬,模仿。”
  
  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巨大,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2010年之前,我们看到的马尔克斯所着书籍中文版都不是正版。
  
  1990年,马尔克斯到日本与导演黑泽明会面,路过中国时,亲眼看到了中国对其作品盗版的情况,他非常愤怒,发誓死后150年都不会给中国版权。陈众议此时又见到他,但马尔克斯对他已变得冷淡。
  
  马尔克斯的书籍在中国正式出版,直到2010年才得以实现。
  
  新经典文化公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谈判过程时间挺长。马尔克斯的版权其实最初是从《百年孤独》开始的。对于任何一个在中国做文学编辑的人,能够出版马尔克斯的着作都是一个梦想,我们也一样。”
  
  由于西方实行代理人制,所以,新经典不是跟作家本人联系,而是一直在试图联系马尔克斯的代理人,向他们介绍新经典的出版意愿。
  
  新经典文化公司从2002年开始努力,在2006年之前,这扇门都是关着的,马尔克斯的经纪人没有回应。“2006年,他们回复我们说,‘收到信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回复,但可以说,那扇关着的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到了2007年,新经典收到对方的来信,说希望能提供关于公司以及中国出版业情况的资料。2008年,对方派代表到中国进行了考察。“2010年春节前夕,他们的代理人和我们出版社的代表通过邮件谈妥了购买版权的事宜。”
  
  2014年3月6,马尔克斯生日那天,新经典文化公司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马尔克斯在中国一共出版了7本书,销售总量是400万本,其中《百年孤独》是260万本。”
  
  马尔克斯去世之后,新经典文化公司收到了书店加货的订单。
  
  “大师”“再见,朋友”
  
  张伟劼曾经到墨西哥城访问进修。墨西哥城给他的印象是矛盾的。这里看上去乱糟糟,但市民文化素质很高,地铁里经常有人捧着很厚的书在看,作家多受尊崇。这里谈不上现代化,但书店大都精致。这里还是流亡者的聚集地,他们来自西班牙、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是不同年代里不受本国政府待见之人。
  
  “墨西哥人总是表现出和现代性的格格不入,他们时间观念比较淡漠。在墨西哥城,你是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这是高原,四季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这对马尔克斯的时间观念可能会有影响。”张伟劼说。
  
  1961年6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妻儿来到墨西哥城。那年他34岁,口袋里装着100美元,这还是别人送他的。为养家糊口,他开始在广告公司打工。当时的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身材敦实,步履轻松,留着挺拔的小胡子,菜花鼻子,牙里塞了不少东西。他上身穿着敞怀的运动衫,下面是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肥大的夹克衫搭在肩上。”
  
  马尔克斯抵达墨西哥城不久,就得知了自己的文学偶像海明威在美国开枪自尽的消息。他写过好几篇回忆海明威的文章,最有名的是《我见到了海明威》。
  
  1957年,一个多雨的春天,马尔克斯在巴黎米歇尔大街上遇到了海明威。马尔克斯不知道是该上去对他进行一次采访,还是穿过马路向他表示钦佩之意。最后,马尔克斯这两件事情都没做,而是隔着人行横道,朝着海明威的方向喊道:“大——师!”海明威转过身,用西班牙语回应:“再——见,朋友!”
  
  这个说“再见”的大师,让马尔克斯感到,生活中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并且永远那样发生了。
  
  在这个谷雨时节的黄昏,北京朝阳公园的湖边,面对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铜像,还有一池连皱纹都没有的春水,我没有像马尔克斯当年那样,喊一声:大——师。我甚至连心里都没有生出这样的念头。在当下的语境里,叫人“大师”基本上等同于骂人。但我怀有类似的感受,一个身处拉丁美洲的人离开了,此时,你觉得这个遥远的作家在你的内心中好像发生过什么事情,并且永远那样发生了。再见,加西亚?马尔克斯。 (完)
  
  


   
    我自始至终是个记者
  
  在传奇的一生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拥有过诸多头衔:小说家、记者、剧作家、社会活动家……其中,他最为钟爱的身份是记者。他曾说过,“即使像狗一样忍辱负重,我也找不到比记者更好的职业”,并自豪地声称:“我自始至终是个记者。”对这一职业的热爱同样体现在1996年他为美洲报业协会的开幕式致辞中:“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只有与现实相遇才能尽情挥洒。”
  
  早在1949年,年仅22岁的马尔克斯就为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省的《宇宙报》撰文。一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的《先驱报》开辟专栏,笔名塞普提姆斯(Septimus)。那时的他已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小有所成。
  
  1954年,他回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为《观察家报》撰写报道和电影评论。一年后,他在该报发表了《一个船难水手的故事》的系列报道,引起轰动,但也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在报道中,马尔克斯无意中揭露了一项政府丑闻。由于不能继续在哥伦比亚工作,《观察家报》不得不将他派驻巴黎。
  
  1960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马尔克斯来到哈瓦那,在古巴政府创建的《拉丁报》工作,并与切·格瓦拉建立了友谊。之后,他担任古巴《拉丁报》驻哥伦比亚办事处负责人。1974年,他和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及记者创立了《抉择》杂志,该杂志直到1980年才停止发行,并作为哥伦比亚的一份反政府刊物,在该国新闻史上起着里程碑的作用。1994年,他和兄弟哈伊梅·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创办“伊比利亚美洲新新闻基金会”,致力于帮助青年记者,并鼓励探寻发展新闻业的新方式。在后半生,马尔克斯一直担任该基金会会长,直至去世。
  
  一生中,马尔克斯所写的新闻报道数量巨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但中国读者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往往仅是他的小说。在此,我们将介绍他最具影响力的几部作品,以飨读者。
  
  《落难海员的故事》
  
  马尔克斯早期的很多新闻报道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将小说的创作手法和新闻报道手段相结合的特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给他带来麻烦的《落难海员的故事》。虽然这个题目已人尽皆知,但它的真正标题很长,且很好地总结了那个故事:《关于一个因为一场海难在海上不吃不喝漂流了十天,被国家奉为英雄,被选美女王亲吻过并因宣传而变得富有,而随即被政府厌恶,并永久遗忘的人的故事》。
  
  1955年2月22号,哥伦比亚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改装后,船员们被通知: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港返回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28日,该船载着走私的货物(洗脸盆、冰箱等等)返航。由于货物超重,又遇上大风,船体倾斜,船员们决定转移到船的左舷来保持船体平衡。但最终没能成功,8名船员落水。韦拉斯科是惟一一个抓住救生艇的人,看着其他同伴在离他不远处一个个淹死,无能为力。在救生艇上,他度过了艰难的10天,饱受饥饿、危险、孤独和灼人的阳光的折磨,但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最终获救。被救上岸后的经历,和他在海上冒险的经历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哥伦比亚独裁者罗哈斯将此次海难归因于加勒比海上的暴风雨,于是韦拉斯科获救后被追捧为全国的英雄。马尔克斯对他进行了很多次详细采访后,无意中揭露出真相: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暴风雨,是船员操作上的疏忽导致了这场海难。这样的结局令大众吃惊,也令当局颜面尽失。
  
  报道关于韦拉斯科10天里所受煎熬的描写非常细致,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之外,让人们联想到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经历。同时,报道对于主人公孤独体验的挖掘,让人们联想到马尔克斯作品标志性的“孤独”主题。
  
  报道以第一人称来撰写,叙述者为韦拉斯科本人。开篇时,叙述记者找到了海员韦拉斯科对他进行采访,由此开始还原整个事件。
  
  这是一个幸存者被夸大的真实故事,当人们发现真相的时候,幸存者的荣耀和前途被剥夺,而记者也被驱逐出境,这使哥伦比亚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马尔克斯成名后,该系列报道集结成书出版,非常畅销。
  
  马尔克斯一生撰写了大量报道, 除本文提及的作品外,结集出版的有《1948-1952年报道文集》、《1954-1955年报道文集》、《1955-1960年报道文集》、《1974-1995年报道文集》及《1980-1984年报道文集》
  
  《铁幕下的90天》
  
  《铁幕下的90天》由10篇报道组成,于1959年7月至9月发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万花筒》杂志上,以“铁幕下的90天”为总标题。之后结集成书出版。
  
  该系列报道是马尔克斯1959年游历东德、波兰、苏联等国家后所写,他的报道给读者描绘了不为外界所了解的铁幕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报道同样融汇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另外,我们会发现,在他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不乏对社会的思考,这也是他的小说所具有的特征。
  
  其中题为《铁幕是涂着红白油漆的杆子》的报道这样开篇:
  
  铁幕从不是帷幕,更不是铁的。它不过是个路障,由涂有红白油漆的杆子搭成,和理发店门前的标志没什么两样。在铁幕中待了3个月后,我发觉,把铁幕当成真正的钢铁帷幕实在是毫无意义。但西方世界12年不懈的宣传却能使人们把一整套逻辑系统抛之脑后。在新闻文学24小时的努力下,宣传终于战胜了常识,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铁幕的字面解释。
  
  后面的段落延续这样的风格:
  
  在铁幕之内,我们3个经历了一场冒险。3人中的第一个是杰奎琳,一个亚裔的法国人,在巴黎某杂志担任平面设计师;第二位是弗朗克,他是个流浪的意大利人,为米兰一些杂志当临时记者,……第三个就是我了,从护照上就能看出来。事情开始于6月18日上午10点,那时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喝咖啡。弗朗克买了一辆法国车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夏日生活,却一直没想好要拿它做什么。于是他提议,“去看看铁幕另一边有什么吧。”那时正处春季,是旅行的绝佳时候。……
  
  这条公路是通往铁幕另一边惟一真正有效的手段。但边境政府十分严格,为此在没有入境签证的情况下,乘一辆法国车开展冒险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哥伦比亚驻法兰克福领事是个谨慎之人。“要小心哪,”他用带着波帕扬地区腔调的西班牙语跟我们说,“诸位想象一下,一切都在俄国人的控制下。”德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提醒我们,我们一通过边境线,就会被没收相机、手表和所有的贵重物品;他们还提醒我们带食物和备用汽油,以防汽车抛锚,他们说,如果在边境线至柏林600公里的路途中停下,我们一定会被俄国人的机枪打成蜂窝。这时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碰运气了。实在不愿意再看一晚德语电影,弗朗克用抛硬币来决定这场行程。是反面。
  
  “决定了。”他说。
  
  ……
  
  东西两德被宏伟的高速公路网络划成方块。这些公路由希特勒建成,目的是为了驱动他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后来这些公路成了一柄双刃剑,方便了盟军的对德进攻。现在,公路系统则成为了为和平留下的宝贵遗产。”
  
  马尔克斯对西德军人、东德士兵的描摹,则让人想起了他在小说中介绍人物时的白描方式:
  
  在8点时,我们走过了西方世界的最后一个村落……10分钟后,一位德国军人郑重其事地为我们检查了护照,他简直像从关于纳粹的电影中走出来一样,不仅有方下巴和挂满勋章的制服,还操着一口英国口音。之后,他用军人的方式向我们问候……
  
  戍守士兵正在边境线上吃饭。其中一个卫兵还是个少年,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制服。对他而言,那制服大得不合身,靴子和步枪机枪也同样如此。
  
  将近10点时,灯亮了起来,卫兵让我们靠近路灯来检查护照。这个卫兵似乎不识字,他专注地检查每页护照,神情既精明又茫然。
  
  另一个卫兵负责给我们引路,他跟先前那个士兵一般年龄,但没带武器。他将我们送到一个窗口前,而在那里另有两个穿制服的少年等着我们。比起严厉,他们的表情更多是惶恐困惑,却没有一点热情的迹象。东方世界的大门居然由一群孱弱少年和半文盲把守,这让我惊讶不已。
  
  文中对边境领导及相关经历的描述同样有趣:
  
  这是一个从外表到举止都很粗俗的人,一条脏兮兮的粗布裤子被胡乱塞在一双四十厘米左右的长靴里,一件破旧的粗毛呢外套,外套的口袋早已走形,里面似乎塞满了纸和面包屑。他用德语招呼我们,于是我们明白应该跟着他走。我们在黯淡的星光之下向着废旧的公路走去,穿过铁轨,从火车站后面绕过,通过一个长长的食堂——里面弥漫着食物的气味,每个小桌上堆着4个椅子——门边有个挎着冲锋枪的警卫,旁边的桌子上放着马克思主义的书和一些政治宣传手册。
  
  而关于汽车税事件的记录,也再次让我们体验到马尔克斯式的调侃:
  
  经过了半小时的夸张的比划和用了5种语言的大喊大叫甚至诅咒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经济的怪圈。汽车税的价格是20东马克,西德银行每一美金可换4个西马克,而同样是一美金,东德银行只兑给两个东马克。但是西马克和东马克的价值又是相等的!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美金付钱,汽车税需要10美金,而如果我们用西马克付钱,只需要缴纳20西马克,也就是仅仅5美金!
  
  古巴之旅
  
  该报道于1975年在哥伦比亚发表,由近二十个短小的报道组成。我们摘录其中部分:
  
  朋友们,今日的古巴正在赤裸裸地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无论走到哪里,你都看不到失业者,看不到上不起学的儿童,看不到买不起鞋子、支付不起住房和一日三餐的人们,看不到乞丐和文盲。在这里,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都能享受到不同等级的免费教育,每个人都可以及时地得到免费的医疗救助、药品以及医院提供的各种各样免费的医疗服务,因此,在古巴没有人得疟疾、小儿麻痹症,感染破伤风和天花。同样,在这里,你也看不到妓女、懒惰之人和小偷。这里没有专为私人开放的优惠政策,没有来自政府的震慑和打压,也没有毫无来由的莫名歧视。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合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欣赏其他的文体节目。每一位公民都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抗议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哪怕这些反对声是在质疑古巴的最高领导层。这个事实并非来自道听途说,而是我刚刚从古巴旅行回来的切身体会。在这6周的时间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对古巴完成了一次全面的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享受到了足够多的自由,并且对古巴这个国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我16岁的儿子罗德里戈与我结伴而行,他在旅行中拍了两千张照片,甚至把那些最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也给拍下来了。照片中有一个热情的导游,他非常认真且不知疲倦地逐一解答我在旅行中遇到的疑惑。还有一个普通却充满智慧的司机,他对幸福的准确认知让我多次感到惊讶。
  
  ……
  
  我游遍了整个国家。我同这里的工人、士兵、农民、家庭主妇甚至上学的儿童和政府高官都进行了交谈,并且确信革命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是那么心甘情愿地肩负着共同的使命与责任。他们都愿意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忠诚地投身于革命的工作直至成功。毫无疑问,对我而言,这些都非常令我感动,并且对我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很明显,该报道的风格与1950年代的两则报道有了显着区别,没有了50年代报道的调侃意味及文学作品中的惯用手法。在这个报道中,马尔克斯竭尽溢美之词。这样的变化,或许因所写题材是关于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交情决定了他作品风格的选择和倾向。
  
  (作者系苏州大学西班牙语系教师,文章所引用的马尔克斯的新闻报道原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
  
  




    在何种情况下 可以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
  
  
  普及马尔克斯似乎没有必要,首先,他够红了,其次,他的小说并不通俗。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意义,一般搞文学的都知道,但是话很难说得出口,比如说非要指认某个知名作家是学马尔克斯的,暗示其缺乏原创性,这就过分了。如果指认一代作家都在学他,当然更过分。文学毕竟不是造原子弹,把钱学森请回国试爆成功就可以成为核大国的,不是这样。
  
  马尔克斯打破了很多文学界固有的、台面上的和台面下的定规。好比说,当初马尔克斯看了卡夫卡的小说,自称豁然开朗,原来可以这样写,早知道这样都可以的话就能提前几年写出《百年孤独》……云云。30年前,中国作家看到《百年孤独》的时候也抱有同样的念头。其实我很怀疑马尔克斯这话是不是真的,他和胡安?鲁尔福之间的精神联系似乎更强些,对比于卡夫卡迷宫式的写作,马尔克斯更像是一张地图:以1:10的倍率为作家指明了方向。
  
  根据某位文学评论家的说法,小说源流,《堂吉诃德》、《十日谈》等等是正道,19世纪兴起的现实主义是反动逆流。(大概是伊格尔顿说的,后面还有一套理论,姑且不谈,仅取其观念吧。)稍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学观的读者会知道,“现实主义”在中国是一门艺术政治,从小说到电影都以这把尺子来丈量,甚至唐诗,比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苏轼豪放派,李清照婉约派,柳永是流氓渣渣,格调低下——这种分类法。总而言之,现实主义在某段时期显得高大上,前30年的文学从我小时候看过的《林海雪原》到我从来没看过的《金光大道》皆如此。据说“文革”时期,有农民批斗童话作家,问他兔子为什么会说话的。
  
  改革开放之后,对一代作家来说,破除文学迷信是当务之急。新时期的寻根派是个开端,但基本仍在现实主义的框架里,据说邓小平曾评价其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文学到底是一门向前看的艺术,在它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不像现在这样不死不活的——恰好于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具有绝大的意义,据我的写作经验来说,首先它保持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其次它的魔幻可以使作家穿过一个稍显松动的堡垒。须知,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报纸文章,也是擅长修辞,嬉笑怒骂,强攻智取。魔幻是一门修辞手艺,其中也有分类,比如帕维奇和博尔赫斯的魔幻是以学养配比惊人的想象力构建起来,比如马尔克斯又是另一个路数,他更依赖于历史现象、家族传说、故事和个人风格。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严格来说是国外学院式的高等教育,中国的稍稍可以忽略)的小说家来说,马尔克斯式的魔幻,毫无疑问更容易些。
  
  学习马尔克斯的难点在于,他的《百年孤独》仅此一篇,其他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等等都不是典型的魔幻主义。这就是说,一学马尔克斯,就是《百年孤独》,甚至《百年孤独》比马尔克斯本人更重要。这就是说,模仿者未免太容易被看出端倪。中国作家也是聪明的,掺和一点福克纳,掺和一点卡夫卡,或者海明威,后期甚至直接掺和张艺谋——这样一杯鸡尾酒也就调制出来了,其中味道最显着的,还是马尔克斯。
  
  很奇怪的是,《百年孤独》中的人物都非常像中国人,大概是小镇和家族的特性决定的。相比之下,卡夫卡在人间找不到参照物(孙甘露先生评语);福克纳则纠缠于种族、宗教和土地,这个母题在中国是缺失的(土地的母题在中国农民那儿都不存在,因为我们是土地国有制)。20世纪的大师中,马尔克斯是强烈地贴近了中国的现实,甚至在他拿诺奖之后的30年,这个寓言仍然延绵不绝。假如真的通读《百年孤独》,看到马孔多小镇的变迁,将其当作先知的话,恐怕很多人就会早早地买房子,不至于等到它疯涨再后悔了。
  
  马尔克斯另一个特质是他的时间感,不写小说的人较难体会,一部具有深刻时间感的小说是非常迷人的。时间感有点像作家的天赋,既是诗性,也是叙事能力,大概后天的训练和思考可以加强它吧。我看不出它是怎样炼成的。在马尔克斯所有的小说中,包括他的短篇,包括一部类似纪实文学的《异乡客》,都清晰地呈现出了这种特质,非常可贵。另外还有几个作家是同等级别的:卡夫卡的《审判》、《城堡》,他压制住了时间;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反向地撑开了时间;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在一个局域时间里高频率反复摇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作家。
  
  最后说说当下的写作吧。《百年孤独》的艺术价值毋庸置疑,也绝不会缩水,但是对《百年孤独》的模仿是贬值了的。中国作家对长篇小说的野心无非就这两本书,另一本是《红楼梦》。平心而论,写作很难,一个好的创意不仅可以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也可以在文学上载誉百年。但好的创意难寻,不落俗套的故事难寻,看看现在写电视剧的人就知道了,这么烂的日用品(“日用品”系李敬泽先生语),成千上万人挖空心思都没什么好货色,更不要说高大上的经典纯文学了。文学界表面上喜欢拿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来说事,好像语言漂亮了,平平淡淡也可以成经典。是的,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故事母本的重要性。《百年孤独》是一部打通了“写什么”和“如何写”这两个问题的小说,是中国人所说的内圣外王。当下的写作,如果从单一方向去攻,或者两下齐攻而不能合围,结果就不太好了,至少吃相难看吧。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审美好像也出了一点偏差,动辄要求作家“接地气”, 一巴掌打回现实主义,这是文艺评论的局部失能。对中国的魔幻主义而言,马尔克斯是一把尺,用来量的。这会让作家很无奈。你说哪个演员愿意自己的度量标准是卓别林或者奥黛丽?赫本呢?
  
  综上,我觉得,如果有作家不愿意向马尔克斯致敬,或者坦诚地认为马尔克斯已经过时了,也属于正常的情绪。经典难以复制,即使马尔克斯本人,也只写了一部 《百年孤独》。事情就是这样。
  
  (路内,70后作家,已出版小说《少年巴比伦》 《追随她的旅程》 《云中人》 《花街往事》 《天使坠落在哪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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