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的时评是不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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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 13:14: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你写的时评是不是有病?
  
  每个行业、每种文体都会在发展中积累一些属于一个行业的集体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表现在每一个作者身上,有的表现在思维和思想上,有的表现在价值取向上,有的表现在话语模式上。我把沉淀在评论中的问题称为“时评病”。这些病,当局者在写作时未必能够意识到,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融入写作习惯中而成为潜意识的东西。以评论为业,以批评作为工作的人,应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警惕这些可能融入自己写作血液中的“时评病”。
  
  1、警惕拔高和过度阐释
  
  首先,时评人要警惕那种喜欢拔高的“升华癖”。一事当前,总想着要对这件事赋予一些意义和光环,一二三四,体现了,彰显出,意味着,象征着将事件的价值进行升华,仿佛升华得越高越能显示出事情的重要,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升华得符合事实和贴近本原还好,拔得过高,升华得过火,离事物本真、朴素、原始的含义越来越远,将不属于事物本身而纯粹属于个人立场的观念生硬地套到事件上,就容易闹笑话了,也会让人厌烦。
  
  比如2010年11月15日上海胶州路火灾之后,死伤无数,“头七”那一天,许多上海市民赶到火灾现场为死者献花。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在微博里对这种献花行为大为赞赏,认为这属于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是上海市民对火灾调查和处理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说:都说广州人实际,但他们有番禺的散步;都说上海人是小市民,但他们有胶州路献花。最市民、最不关心政治的地方,却有着很多关心政治的城市所没有的行动与精神,大概真正的市民才是未来真正的公民吧。
  
  我认为散人兄的这个判断是一种拔高,我在其微博后留言说:对于散步和献花,其实都无须贴上过多的标签。散步,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时而选择的一种反抗方式;献花,这是人之常情,是普遍的人性。就像地震后人们的哀悼一样,那不是社会主义才有的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是普遍的人性。市民和公民,不要发展成一个道德概念。对于人之常情的东西,我们不妨就在人之常情的层次去阐释,而无须去附会某个意识形态理念或某个立场。出于人性而去献花,作为一个公民去献花,前者不如后者更有高度,但前者一样让人感动。
  
  许多博友都跟帖赞同了我的看法,大家的共识是:有时善举不过是出于最朴实的一点心思,被再三再四的升华后却让人想吐了。很多评论者认为,只有将某件事进行拔高,进行充分的升华,赋予其许多宏大的意义和高尚的光环,才会体现其价值并感动人心。其实并非如此。人们更喜欢真实和原汁原味的东西,贴近事物本原的理解比那种无限拔高的意义更有一种触及人心的力量。拔高的意义,远在高高的云端,人们触及不到。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平实理解,反而因共通的情感而抵达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与无限拔高和升华类似的习惯是无限地上纲上线,过度地阐释。上纲上线,尤其在批判的时候会充分地体现出来,给对方的错误扣一个大帽子,把对方归于某个标签之下进行批评。过度阐释,则通常表现为对某一个个案进行远离其事实的想象和阐释。比如,一辆车撞了一个打工者,有些人就会过度阐释成“富二代”群体的嚣张,阐释成富人与穷人的社会冲突。一个官员与平民发生冲突,就会阐释成官与民的对立。过度阐释者,能从一个非常细微的行为中,生发出某种宏大的意义和全称的判断,将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和宏大的价值观嵌进事件的分析,而不会就事论事就理说理。
  
  评论圈流行着一种对评论行业的误解,认为写评论比拼的就是阐释能力,谁能作出更新的、更高的、更宏大的、别人没有想到的阐释,谁的评论就更胜一筹,“就事论事”好像是浅薄、平庸的表现。其实,贴近事实本原的“就事论事”已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
  
  2、警惕大词、俗词和套话
  
  就评论的用词,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段话:“我负责任地说,如果评论投稿的标题中再出现神马、浮云、给力类似字眼,我就不看内容直接过了。不是说给力都上《人民日报》头条了吗,怎么那么不待见那些词?对,我就是固执。第一次用是牛逼,第二次仍牛逼,第一万次用,就是蠢瓜了。都泛滥成灾了,你还以为说个给力、浮云之类的就很潮吗?”
  
  时评作者常会追逐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并将这些词用到标题上和文章中。我并不反对评论引用流行语,这样可以活泼评论语言,并让评论充满时代的语感,贴近现实。但如果用多了、用滥了、用得不贴切,看大家都用也跟着用,就让人生厌了。特别是当网络和现实中到处充斥着“神马”、“浮云”之类的新语言时,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俗词。
  
  评论语言应该是活泼并开放的,将民间新鲜的、有意味的语言吸纳到写作中,但也要警惕那种语言的轻浮和庸俗,拒绝陷入一种被浮躁的网言网语所裹挟的流俗之中。评论是一种对“讲理”很苛求的文体,语言并不能过于随意和轻薄,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环环相扣的推理中,还是应该使用严肃、纯正、不会引起歧义和让人感觉是正经讲理的语言。俗词过多过滥,会让人觉得文风很轻浮。
  
  大词,也是一些评论人喜欢用的语言,尤其是刚开始写评论的人,喜欢用一些从学术文章中学到的概念和术语去写时事评论。比如“指涉”、“主体性”、“对象化”、“本体”、“能指”之类的词,还有一些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最新的理论。
  
  这些学术名词、概念和理论如果用得贴近,时事评论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范式保持开放,通过时评这种报章文体向大众传播这些新理论中的理念,可以提升公众的认知水平。但评论人引介这些理论时,因为写作对象是一般大众,就不能直接套用那些比较晦涩的理论和艰深的概念,而应该在自己理解之后,用公众能够看得懂、喜欢看的、平白的报章语言将高深的理论表达出来。不能用报章语言表达出来,说明评论人自己还没有真正弄懂理论,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不得不仍借助和复制那些晦涩的概念。
  
  评论人,也要警惕自己的语言形成某种套路,警惕自己的语言僵化成某种套话。一个作者评论写久了后,语言很容易僵化和套路化。语言用惯了,也为了节省写作的时间,提高表达效率,常会使用一些自己最熟悉、最常用、模式化的语言去表达。如果这套语言是清新灵活的,人们就会赞其为带有个人风格的评论语言;可如果这套语言是生硬僵化的,人们就会贬其为带着八股腔的套话。不少人都批评过时评的八股化,八股化中最显眼的就是语言的八股化。
  
  作为编辑,我常会为这种现象感到惋惜:一些新作者,他们的文章常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时间长了,这些作者文章写多后,我能明显地从他们的文章中读到许多套路化的语言。比如有套路化的词语搭配,什么“权力流氓化”、“权力下的怪胎”、“权力状态”、“权力傲慢”、“权力美学”等。文章中会有许多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这些套话如果删掉,一点儿也不影响文章的意思表达,仅仅是为了凑字数而套进来的,而且,这些套话似乎可以套到任何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中去。
  
  有时评人曾在论坛中开玩笑说“时评界有个×隐喻”,嘲笑某位朱姓作者什么评论文章都能跟“隐喻”挂上钩。还有什么“×权力”、“×误读”,这些标签,都是时评语言和思维套路化的表现。
  
  3、警惕自我设限
  
  部门来了个实习生,第一天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自己以前没有写过评论,知道评论在话题和分寸上有禁忌,但不知道这些禁忌的底线在哪里,害怕自己的文章会触碰到底线。许多写评论的新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跟这个实习生说:不要担心会触碰底线,初学评论者,最好不要有底线的意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觉得事实和真理应该是怎样的,就怎样写,你就把你所想的都自由地表达出来。至于会不会触碰底线和禁忌,经验丰富的编辑会替你把关。评论写多了,经验丰富了,你自然会形成自己对底线和禁忌的意识,形成自己的写作分寸感,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话说到什么程度,写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只能靠自己在写作中去体会,这不是谁能教会你的。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别人问这个问题,不希望别人自我设限,给自己的思想套上许多枷锁,然后套着枷锁跳舞。
  
  确实,在长期的写作中,我头脑中形成了许多禁忌,为自己设置了许多限制,这个线不能碰,那个线不能碰,但我知道,这种禁忌对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表达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于是就在思考和写作中尽量避免这种“自我审查”。
  
  过多的自我设限,会让评论作者的思想窒息,无法伸展开来写评论。我经常跟学生讲:表达应该是自由的,不要有过强的发表欲,写评论,是作者的自由,能不能发出来,那就不是作者的事情了,是编辑和老总们的事,不能用过多的条条框框约束住自己的思维。
  
  不错,一些话题是比较敏感,但如果你不说,这个敏感的话题会继续敏感下去。而你尝试大胆地去说了,并且发表出来了,这个话题由此可以公开地讨论了,于是就脱敏了。评论人要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使一些敏感的话题不断被脱敏。
  
  我写过一篇叫《“天上人间”被查何以成大新闻》的评论。作为顶级豪华色情场所象征、有“京城第一选美场”之称的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因涉黄被停业整顿半年,引发舆论很大的关注。我撰文分析:扫黄天天在扫,查了一个夜总会,何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
  
  一个新闻学教授看到我的这篇评论,他说没有从我的评论中读到什么新的信息。我说,我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并非为了说出什么新信息,而是为了让“天上人间”这个话题脱敏。关于“天上人间”的传言很多,有的说里面的小姐很多身家上千万,有的说这家夜总会有着很强的后台,各种版本流传,但都是民间传言,媒体都未曾公开报道过,“天上人间”的话题在媒体上似乎是一个敏感话题。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让这个话题脱敏,让“天上人间”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我开了头,把那些传言都搬到公开评论中来了。话题脱敏了,接下来,其他的评论和报道就可以对这个话题进行追踪和讨论了,公众的疑问就可能一个个地揭开。
  
  评论人写作,思考不应有限制,也不应为自己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我欣赏一位媒体人所言:没有不能说的话,没有不可以评论的话题,只是看你怎么说。言说的方式,言说的时机,这都是技巧。
  
  4、警惕自己的期待
  
  期待,似乎是一个好词,有期待才会有向上的动力和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要警惕“期待”呢?因为,一个评论人如果有了过多的期待,而又不对这种期待保持警惕,判断时就很难保持客观,就会误把“自己所期待看到的事实”当成“客观的事实”,从而造成判断上的失败。
  
  谣言有一种传播机制:当一个人过于迫切期待看到某个结果时,久而久之,就可能将这种强烈的期待当成某种既成的事实许多谣言正是迎合公众的这种期待而编造出来的,因为是那么符合人们的期待,符合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于是就当成真的了。
  
  所以要警惕自己的期待,正像官员要警惕自己的爱好一样官员的爱好很容易被人所利用,成为腐败的突破口。我们的“期待”也一样,很容易成为虚假消息的突破口。有句话说得好,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那种符合我们期待的传言。有了对事实先入为主的期待,就容易轻信,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不仅要警惕自己的期待,也要警惕别人的期待。如果一个评论人对别人的期待过于注重,写作时就会有所迎合,为了取悦读者而扭曲自己的观点迎合大众的期待,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判断和客观的评论。写评论时,就不会写自己的真实所想,而是“给读者他们想看的”。
  
  评论人要保持独立和客观,就必须警惕自己和别人的期待。
  
  5、警惕道德优越感
  
  每个人都有道德情操,但在日常的比较中,世人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评论人要警惕这种道德优越感,克制那种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人进行居高临下批判的习惯。
  
  道德优越感不是坏事,但评论不是让人展现道德优越感的文体,而是展现人的逻辑、思想、智慧、理性和判断力的文体,应尽可能地用逻辑力量说服人,用理性征服人,用智慧去感召人,用思想去启蒙人,而不是用道德优势压人,用道德大棒去打人,用道德语言去训导人。评论家不应该抢道学家的饭碗。
  
  不错,评论人担负着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的责任,要抨击不道德行为,要倡导道德观念,传播对道德的尊重。但是,评论人应当站在众人之中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去倡导道德,而不是像一个道德导师那样站在高高的道德神坛上去布道,那种道德优越性只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以批评为业,做道德文章,需要一种去道德化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优越感会让人放弃“说理”的努力:既然我拥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道德,你不道德,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我就是道德的,你就是不道德的,就是错误的,就应该遭到唾弃。一旦贴上了道德和不道德的标签,“道理上的论证”似乎就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
  
  而且,评论人一旦有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坚信自己是站在道德的一方,就会倾向于在道德上贬低对方,语言就容易带有攻击性,不屑一顾的态度、谩骂性的语言就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于是就不再有理性的讨论态度和交流氛围,极易演变成一种互相的谩骂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你看,网上那些污言秽语的口水战,哪一方不是自以为是地拥有某种道德优越感。
  
  6、警惕修辞与比喻
  
  比喻、抒情、铺陈、联想之类的修辞手法能让文章更形象也更有感染力,但往往会制造一些逻辑谬误,以辞害意,以喻代证,以情感代替理性,影响到评论的说理。作为评论员,还是应该克制自己在评论中过多使用修辞的爱好。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愿意相信、喜欢相信的东西,而不会选择虽然更好、更正确但他们不能理解、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真理敌不过谣言和花言巧语,修辞胜逻辑。这是庸众的一种病,评论作者不能迎合这种大众对浅薄和修辞的偏好,被大众的趣味所引导,而应该坚持评论的逻辑与理性,以理服人,而不是用煽情的论调和诡辩的修辞去感人和动人。
  
  众多比喻中,尤其要警惕一个叫“美女被强奸”的比喻。许多人特别喜欢在争鸣中用“美女被强奸”作比喻,这种比喻设置一个强势的施害者和弱势的受害者,很容易站到道德高地上,很容易引起人的同情,很容易误导人的情绪,其实逻辑上是谬以千里,概念被偷换得面目全非。我把这个比喻称作“煽动性比喻”,有句话说得好:荷尔蒙总是煽动的最好武器“美女被强奸”的比喻其实就是在利用荷尔蒙煽动情绪。
  
  比如,我在微博里批评一些满口脏话、动辄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有些人自以为掌握着正义,自诩为“受害者”和“反抗者”,就可以在微博上污言秽语,脏话连篇,侮辱谩骂,进行人身攻击,殊不知,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他们满口脏话,说是在反抗体制和斥责强权,其实,他们的侮辱所指,伤害的都是和他父母一样无辜的平民。
  
  有朋友针对“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就使用了这个比喻:美女被强奸,不能怪她穿了性感的衣服。我知道这位朋友一向是反对对网络进行管制的,我其实也同样反对管制,但我同样反对那些在网上对人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美女有穿性感衣服的自由,而网络上却没有人身攻击的自由,所以这个比喻完全是蹩脚的。实际上,网友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被强奸者”是那个被攻击的人,网友是施害者。至于网络管制,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7、警惕野鸡数据,学会咀嚼数据
  
  薛涌是近年来一位颇有影响的时评作者,旅居美国的他,从美国的视角和信息资源来观察中国问题,文章常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他的不少文章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批评,比如,陈心想先生就在《追问大学学什么》一文中提到有学者这样批评薛涌:薛涌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却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比如,关于农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据沈若愚先生查证,薛涌引用的数据源自十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
  
  薛涌提到的是这个数据,他在《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
  
  沈若愚先生对薛涌引用的这个数据进行了考证,称:薛文的新闻源可能是错误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据是写作当年1月初某媒体的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笔者简单搜索,就发现这个82.3%和17.7%的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国性的。这个比例的出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11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 3%和17.7%。”可以看到,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当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农村考生比例下降”的数据,很符合人们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下“教育不平等”的认知,所以看到这个数据后,不管有没有代表性,不管来源是否权威,也不管是怎么统计的,许多人就直接拿来作为论据了。其实,这个统计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统计,而是带着“城乡差距下农村考生比例不断下降”这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选择样本和进行统计的,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这个了。如今许多媒体都设置了调查版,许多机构都在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随意发几份问卷,随意在网上设几个问题,然后就敢说“有多少民意反对某个政策”,缺乏对统计方法和规范的基本尊重,我把这种统计得出的结果称作“野鸡数据”。这种“野鸡数据”很符合人们的偏见和情绪,却不符合事实。
  
  时评作者引用数据作为论据时,一定要学会细细咀嚼,考察数据的来源,考察统计是否科学,样本是否足够有代表性。不能被野鸡数据牵着鼻子走,以野鸡数据作论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成立的。
  
  一些统计不仅仅是不科学,而且受到了利益的操纵。比如看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医师协会曾联合北京慈济健康体检连锁机构公布了北京市“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IT精英和企业高管(含民营企业主)健康透支问题最突出,亚健康比例分别为91%和86%,已成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重灾区。其他几个行业依次为媒体记者、证券、保险等。这显然是一个带着浓厚利益色彩的调查结果,因为慈济本就是一个富人医院,他们的健康体检也主要面向富人,IT精英、企业高管等收入者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群。他们这个调查明显是为“忽悠”有钱人赶快到他们的医院体检去。这样的数据自然是当不得真,不能作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这个论点的论据。
  
  某年媒体总结出的十大假新闻之一,就是一个数据。《人民政协报》报道:“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这个让人吃惊的“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经报道后被广为引用来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
  
  经查,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2009年6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6月19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网络版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此文以《人民政协报》等报道中的虚假数据为基础展开述评。《时代周报》的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
  
  咀嚼数字,也需要慎用数字。学者王则柯在《读书》杂志上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与“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王因此而指出:“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面对那些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怎么去解读,怎么去表述,也考验着时评作者的责任感。
  
  8、警惕表达冲动
  
  浙江乐清的钱云会事件(村里土地被强征,作为村长的钱云会多次上访反映问题,后在一场车祸中离奇被撞死,舆论怀疑这是有关部门制造的车祸,但并没有证据,舆论群情激愤地指向地方政府)出来后,曾有朋友以近乎强迫的口吻让我在微博上表态,仿佛我不批判乐清几句,就丧失了良心、没资格写时评了。
  
  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没说什么,只批评过一次官方禁令。我不在新闻一线,掌握不了事实,真不知道怎么判断。关于这件事有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很多又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说有证人证明车祸是当地政府安排的,而很多调查记者则称既有证据表明这仅是一起普通车祸,网上的声音多过于情绪化。面对众说纷纭的信息,不在一线,很难作出判断。
  
  写时事评论,需要有勇气在热点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不过在缺乏作出准确判断的基本信息时,克制表达的冲动,可能也是一种美德。
  
  作者:曹林  来源:时评写作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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