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呆子”的诗歌创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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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1 00:34: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呆子”的痴迷状态
  “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这是一位老画家书写的对联,挂在我儿时家中的书房里。对联称颂我母亲持家有方。下联写的是实事,那是母亲每晚教我唐诗的情景。我对诗的爱好,就从那时开始养成。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小学四五年级,母亲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和《唐诗评注读本》。读李白的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中写到李白从山上下来,看到月亮跟他一起走,进入田家山庄,一条幽径,两边有绿色的竹子引着他走,一路上青萝碰着他的衣服。我跟父亲说,把家后门口弄堂里的粪缸移走,两边种上竹子,栽上青萝,我们就可以像李白那样,走在竹子中,让青萝碰到我们了。父亲说,你说得好,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又说,你有对诗歌的感悟,将来也许可以学文。但现在我们国家搞文没有出路。
  我的第一首诗《北风》写在1936年的冬天:“北风呼呼如狼如虎,星月惨淡野有饿殍”。当时住在上海萨坡赛路姨母家。冬天出门,就看到冻毙在街头的乞丐,因而写了这首诗。
  1938年秋天,我14岁,大病初愈,在母亲吟诵音乐的感召下,我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满15岁的孩子来说是极难的。写出初稿后,我不敢拿给母亲看,怕她责备我不务正业——大病已经把我初中三年级的功课耽误得太多了。但是,有一天竟被母亲发现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仔细审阅,指出在构思、立意、炼字、炼句、平仄、韵脚、对仗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她还拿起笔来,认真地做了批改。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的爱胡乱做诗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养成的。
  读高三时,我又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那时真进入一种无限热切的痴迷状态。一天,我正在理发馆里理发,心中默诵着英文诗。突然领悟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我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为我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我得了个绰号“尤里卡”。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得在浴缸悟得测定物体体积和重量关系的方法,奔到大街上高呼“尤里卡”,意即“我知道了”。
  我遵从父命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学铁道管理。一次经济地理考试,事前我一无准备,试卷到手,一看傻了眼。百无聊赖,忘乎所以,竟在试卷背面默写了一首豪斯曼(A.E.Housman)的诗LoveliestofTrees(《最可爱的树》)的原文。写完后才发觉不对头,但又不好撕掉试卷,只好硬着头皮交上去。结果遭到冯教授的训斥:你还要把今后的50年光阴浪费在观赏樱花上吗?然而这次训斥也终究未能使我醒悟过来,我的爱诗癖已经病入膏肓了。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开始写新诗(白话诗)。1941年至1944年有一个高潮。
  19岁那年夏天,我借住在我哥哥同学沈大哥家,在江苏吕城农村。沈大哥在镇外开米店,米店也是他的家。我就住在米店一间屋里。在吕城,是我一生中最沉迷于写诗的苦乐的一个时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写了六十几首抒情、写景的新诗。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旁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油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一次在半夜里,自己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我的大嗓门把睡在隔壁的沈大哥惊醒了,他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着火了,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我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事实,他与我相视大笑!从此他不再叫我的名字,叫我“诗呆子”。
  1943年1月我到大学同学张志镳的家乡嘉定县度寒假,写了不少诗。接着,这年八九月,我在吕城写了大量的诗,成为一个高潮。这些诗的一多半,“文革”时失掉了,留下的收在《夜灯红处课儿诗》里,作为一辑,有二三十首。
  1943年写诗,进入痴迷状态,后来写诗也有投入,但没那样痴迷。当时写有一首《打谷场上》,写到一个年轻的新四军,被日本侵略军抓住,杀死了。这是真事,我听一个老农讲的。听到最后,真觉得心如刀刺!于是写了这首诗。当时写从农村得到的感受,整夜不睡,有时候一边写,一边还要朗诵。如写《天地坛》,我想象日本人要来,放一把火把这个庙烧了。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流泪。
  这段时间写的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唐很直接说不喜欢,说太简单。左弦喜欢,成幼殊也喜欢。成幼殊看了后,问我怎么有那么多乡村的材料。我告诉她,我一个暑假都住在乡下。这段时间写的诗,后来有两个人写评论,一个是顾子欣,也是诗人,早期生活在上海浦东农村;一个是张同吾,他们比较肯定。
  第二和第三个创作高潮
  我的第一本诗集是旧体诗集《萱荫阁诗抄》。“萱荫阁”是我母亲书房的名字,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用这个名称。我为了纪念母亲,把我的书房也叫“萱荫阁”。
  1982年在北戴河度假,有个创作小高潮。在北戴河,每天都看到一株白芙蓉。一天,发现它歪了,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花蜘蛛在结网,把白芙蓉跟一株蔷薇连起来。我生气,抬手把蛛丝扯掉,白芙蓉就站直了,有了尊严。于是,便有了《白芙蓉》。在北戴河海边看到海浪,一浪一浪涨起来,盖住了礁石。《礁石》就从这里来。这首诗表现爱的泛滥,爱太多,被爱者就不见了。艾青也写过礁石,把礁石写得很坚强,有一种人格力量。我把礁石比做婴儿。同样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联想。
  在80年代初期,写了一批关于植物的诗。和平里小花园里有许多树,夏天是一片碧绿,有一棵却是赭色的,甚至有些红,那是一株枯败的松树。但给我的感觉,它不是灭亡,而是一团火,便有了《枯松》。另外还有《金银花》等诗,还有咏物诗。1981年妙英患甲状腺癌动了手术,我有三首写医院的诗。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正值思想大解放期。我的大量诗作都在这个时期喷薄而出。这可算做我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第三个创作高潮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1世纪初,其中某些时候我找到了早年在吕城写诗时的那种感觉,再次进入写作的痴迷状态,只是更增添了几分理性。第三本诗集是《哑歌人的自白》,人文社1990年出版,莫文征当责编。其中有多首十四行诗。《深秋有如初春》,2003年由人文社出版。收入十多年来的新作,包括十四行诗。这批诗,除少数例外,没有出现像1943年那样的痴迷状态,写得比较清醒。其中有一首是全身心投入的,就是《迟到的悼歌》。悼念我的朋友,“文革”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枪决的马正秀烈士。写这首悼诗时,一张张纸都被泪湿了。有一些诗,当时就写成。有一些则是先把诗的构思写下来,再慢慢整合。《济慈墓前的哀思》,是从济慈墓地出来,回到宾馆当晚就写成的。给章燕看,她觉得可以。1980年访问美国,都有诗留下来。
  访问台湾地区时,每次出游回来都有一首十四行诗。我有个习惯,床头有纸笔,入睡前出现诗思,就把想到的句子记下来,次日再整合。我有经验,不记下来,第二天就没有了。牛汉讲,语言本身有生命。我有体会,写到一定的时候,就跟着语言走。反过来想,那生命本是隐藏在自己内心的东西,开放后,带出来了,它不是心灵以外的东西。内心是个矿藏,弗洛伊德发现人的潜意识,是个大贡献。人内心有好多潜在的东西,自己没有意识到。诗语的电击有时跟理性构思不一样。语言的生命会牵动你,让你挖掘。语言本身会跳跃,有时候会歌唱。虽然语言会引领你,但你没电击般的顿悟也不行。也有这样的情况:开始写的时候似乎顺畅,写着写着,最后跟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人的脑子是一个内宇宙,跟外宇宙相通。牛汉跟一位诗人有过大我与小我的争论。我觉得小我就是内宇宙,大我应该是内宇宙与外宇宙的结合。如果把大我跟小我分开,也就是内外宇宙相隔绝了。这样,大我也不会有生命。只写大我,就只会有口号;如果只写小我,那会极端私人化。古往今来,大诗人内外宇宙是相通的。里尔克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艾略特是用一个很个人的方式,来反映他的时代。
  写诗,不是你想怎么去打开一条通道,而是你的世界观的自然反映。比如我写《迟到的悼歌》,就是对“文革”的痛心疾首。又比如《白芙蓉》,表达了一种对强制、限制人自由的反抗。我让白芙蓉站直,不依附任何东西。
  从1943年开始,我的世界观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一定要活得有意义。野火诗歌会的伙伴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人是一个悲剧,Manismortal。人是必死的。既然人是必死的,那就有两种人生态度:一是及时行乐;另一是进行革命斗争,不怕死,反正要死的,为了人类的解放,可以牺牲生命。我们把这一种人生态度称为积极的悲壮主义。我的世界观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这样的世界观,会自然地渗进诗歌创作中。《打谷场上》是这样产生的。又如《树的哲学》,是对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也是对“文革”的反思,是无意中从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诗思。这首《树的哲学》,被许多诗选选入。
  有一次北塔问我,你写诗,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说是一个字,爱。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这个爱字是老生常谈,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是重复别人。爱什么,小的范围是爱父母,爱亲人,爱子女,爱老师,爱朋友;大的范围,是爱祖国,爱人类。《论语》给我的影响很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这跟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博爱相一致。我年轻时尊崇的,就是爱,爱祖国、爱亲人,爱人民、爱人类。北塔说,你的诗和散文中,经常写到女儿,外孙女,似是挥之不去的主题。我说:是,我爱她们。
  创作方法,我信奉济慈提出的概念,“客体感受力”,英文是negativecapability,意思是把主观的定势思维抛开,与吟咏对象拥抱,物我合一。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诗歌圣殿的朝圣者》,是我与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荣光启、王珂、霍俊明等师生的关于诗学的对话录,2006年发表。我谈了济慈的美学概念客体感受力,对它的理解,运用。并由此谈到当今诗坛有人提出垃圾运动,颠覆美,颠覆崇高,颠覆英雄,这虽然不是一个主流,但是有势力。还有人提出颠覆语言,更是奇怪。我认为这些都是走不通的路。要创新,这没有错。但不能为了创新而来一个特别怪异的东西,这个路是行不通的。创新是要变革,但我认为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真善美。
  我自己对写作是投入的。我一生在追求真诗。我写的新格律诗,用顿、押韵,偶尔讲求平仄。卞之琳说新诗没法用平仄,如果也讲究平仄,即是锦上添花。我的诗《光市》,为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渔村4号》为十四行诗变格,押韵的字讲究平仄。这是把声调(平仄)与韵式结合以形成一种格律的尝试。写《渔村4号》时,感情全部投入,仿佛做了一场梦……夜里12时,已熄灯上床,又起身开灯修改,不下三次。
  (节选自《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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